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陈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ot;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ot;。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励,&ot;刻刻自惕&ot;,&ot;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ot;。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厂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曾经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ot;得一而可及其余&ot;之效。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人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人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人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
的。向师棣是严仙肪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另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
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ot;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ot;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ot;花落春仍在&ot;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ot;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ot;;&ot;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ot;。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培养,是他的&ot;事业&ot;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
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ot;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ot;。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ot;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屑不遗余力。&ot;
第48节:第五章曾国藩的用人之律(3)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曾国藩因&ot;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ot;,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说:&ot;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ot;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ot;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ot;。
曾国藩用人,放眼五湖四海,声明&ot;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ot;。故他的最重要的八十九佧幕僚中,就籍贯言,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人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ot;识拔于风尘&ot;。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ot;实务性&ot;框子,更多出谋画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ot;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ot;。而且,&ot;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ot;。&ot;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ot;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人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ot;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ot;。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唱不了一台戏,众人拾柴火焰才会高,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由高智商人才组成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因此要成大事,就必须要团结一批有才干的人才,做到群策群力,同舟共济,共赴目标。
选才应注意标准
曾国藩语录: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
译文:识人取人的方法,关键之处在于品德高尚而没有官气,做事条理清晰而不说大话。
曾国藩深知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深知清政府败腐的原因,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ot;惟才是举&ot;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益处的。
曾国藩的用人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一是选用忠义血性之人。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ot;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冲锋陷阵,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之,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ot;选用具有&ot;忠义血性&ot;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一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功能,同时还具有&ot;转移世风&ot;的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