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哪一方面呢?总而言之,那些乐意认同某一职业的人,视&ldo;工作&rdo;为一个有机会让他们在本行成名的场合。另一方面,那些想在每一行都吃得开,并因此规避某一项专业的人,往往是用金钱的角度看待工作世界。在学生时代过度重视社交生活的人,进入社会容易变得过度重视金钱;迟早,他会完全以金钱报酬的多寡来衡量工作。
与制度为敌对子女在成长时期的变化,为人父母者常会感到惊讶。但最感到惊讶的,还是那些住在远处的亲戚。他们没有天天看到这些年轻人,只是偶尔造访一下,而在岁月递嬗的期间,这些年轻人似乎已转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对一群仍在可塑阶段的人做长期研究,就好像是一个定期来探访的远亲一般。经常,我们不但感到讶异,而且还很震惊。一些过去看起来很害羞、内向的少年,竟会蜕变成很有自信心、做事独断的人。一些曾告诉我们自己整天都在做性幻想的青春期男女,已不再浮躁,而且能以更认真的态度来面对他们自己,以及往后工作的问题。
由于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们无法从一开始就选择出那些未来事业发展型恰巧与罗伯及乐娜相反的青少年。就算我们真试着这么做,事实仍可能证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然而现在回顾一下,我们就知道何以某些青少年能达成起初我们对罗伯和乐娜的期望,以及了解他们之所以成功,而后两者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贝利。史考特‐‐我们将要研讨的三个案例之一‐‐就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那些事业有成的人,于15岁到30岁的过渡期间,在态度上及志向上所经历的各种变化。他和前章谈论到的罗伯及乐娜最大的不同点是:后两者在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有抱负,实际上却与自己的工作有一段情感的距离,有趣的是,这段距离的存在反而使他们更能摆出一副专心工作的姿态来。工作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个获取名利的工具罢了。而另一方面,当贝利接受一份工作,并从此安定下来以后,他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份内的工作上,而并不在意工作所可能提供的报偿。因此,他并不像罗伯及乐娜那样容易意识到自己未来的目标,也较少想到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个缘故吧,贝利和罗伯及乐娜表面上那种充满决心的态度比起来,就显得缺乏决断力。
另一个相关的要点是:在闲暇的时候,贝利很少对自己施加压力,也许以罗伯及乐娜的标准来看,贝利会被视为一个懒虫,因为他并没有好好安排自己的休闲时间。但在贝利的下意识里,他明白这个时候是使他养精蓄锐,在工作上能继续冲刺的最有效办法。
专业人士的困惑
14岁时,初入中学的贝利对自己的功课似乎不感兴趣。这一点可从他头两年平庸的成绩上看出来。可是到了初三,尤其是念高一时,他却开始用功念起书来,而且他的平均成绩也由原来的b及b1进步成a1虽然来自同辈朋友的压力‐‐即要他背弃分数‐‐依然存在,但贝利在这时却有很好的理由在公开及私下的场合抗拒这种压力。&ldo;我想进好的大学念书,&rdo;他说。这使他失去一些朋友,而他也知道这一点。&ldo;我相信有些同学会认为我已变成书呆子,&rdo;他表示,从他的表情看来,他似乎对这个想法有点不安,但仍决定坚持到底。到了高三最后半年里,同学的意见对他再也产生不了任何作用。
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更远的目标上。
虽然贝利进的大学并非他的第一志愿,他仍高兴地做入学的准备。&ldo;你打算主修什么?&rdo;我们在他离开前问。&ldo;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rdo;他答道。
可是在念完一学期以后,他开始考虑主修历史。他对上学期修的一门历史深感兴趣,但为了确定这不是偶然,贝利在下学期又修了另一门历史课,结果发现它更令他感到着迷。为什么呢?&ldo;它有&lso;行动&rso;,&rdo;他热烈地说道。比较起来,其他学科就显得太静态了点。&ldo;它们显得很枯燥、没有生命,&rdo;他断然地说。
从大二开始,贝利不但每学期念历史课堂上指定的书籍,也自行找了一大堆历史书籍来念。&ldo;这是一种享受,&rdo;他说,&ldo;比看电视更能松懈身心。&rdo;
到贝利念大三时,一件从来没有发生在罗伯及乐娜生活中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了‐‐他变得专业化起来。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他开始把自己想成历史学家。他经常想像着自己是历史这一行里的精英,读书、著述、表现活跃。
&ldo;有时我会在看书中途停顿下来,&rdo;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ldo;并假装我是这本书的作者,或能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来。&rdo;如果贝利明白他这种想法只是认同过程中很正常的一种现象的话,他就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了。渴望获得某行专业人士的赞许,促使贝利这类年轻人热烈地追寻那一行的时尚与传统,而非与之对抗。没有这种认同的步骤,那些他寻求认可的人士会把他视为外人,而非他们这一行的精英。
贝利看书时对自己未来产生的幻象并非只是空想而已;因为他正尽力实现这个理想。由于博览群籍,他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增长得很迅速,而他写的报告或考试也一直获得很高的成绩。光是这一点就显示出他与罗伯及乐娜不同。后两者这些年来虽然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却没有具体的行动。很显然地,没有什么专门的行业或知识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他们乐意埋首于其中,并就此留在那里。&ldo;我想做个什么都行的人,&rdo;罗伯28岁时仍这么说。
贝利第一次对自己的志向产生怀疑,是在念大四的时候。大学四年里,他的表现一直很优异。高中快毕业时,他申请入学的七所大学中只有一所接受他。而现在,他申请的六家研究所里就有五家接受他,每一家的标准都比他高中时所申请的大学更严。芝加哥大学是他的第一志愿;当他们的入学许可委员会来函通知他时,他兴奋极了。
他兴奋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很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心中就开始产生疑虑。一般历史学者要到高龄才能成名的现象,令他感到心情沉重。&ldo;我可不希望年纪到了一大把才成名,&rdo;他有点气馁地说道,&ldo;我更不希望自己在40岁,正当盛年时,听到人们这么对我说:&rdo;莫扎特在你这个年纪早已享尽盛名,魂归九泉了。&lso;&ldo;
然而,真正影响他重新衡量对未来的决定,以及使他担心成名年龄的关键因素是,因为美国大学生的人数正逐渐地减少,一般大学对教职员的需求量也因此戏剧化地往下降。这种现象使贝利觉得自己可能选错行业。现在正是他冷静思考这个问题的最佳时机。诚如他毕业前所说的:&ldo;唯一会大量雇用历史学者的地方是大学,而现在这些学府却自顾不暇。&rdo;这种情况使他感到非常忧虑,因为一旦他开始做自己喜爱做的事,就不希望受到干扰。
他写信告诉芝加哥大学,自己9月份会准时入学;但在6月却接受一份正式的工作,同时并没有告诉他的雇主自己秋季就会离开。&ldo;我想赚点钱,&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