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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似乎谁也无法否认，广州和广东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ldo;生猛鲜活&rdo;也最强势的地域文化。

但显然，它又远非是&ldo;地域&rdo;的。

以&ldo;挡不住的诱惑&rdo;风靡全国的广州广东文化，其真正魅力无疑在于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而不在其文化本身。人们争相学说粤语，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粤语有多么好听；人们争相请吃海鲜，也并非因为大家都觉得海鲜好吃，何况内地酒楼的海鲜也未必生猛。人们以此为时尚，完全因为这个地区在改革开放中&ldo;得风气之先&rdo;，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成了国人羡慕的&ldo;首富之区&rdo;，这才使它们那怪异的生活方式和名词术语沾光变成了时髦。因此，是改革开放成全了广州广东，而不是广州广东成就了改革开放。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广州仍将只不过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南国都市，顶多和武汉、成都、西安、郑州、南京、沈阳平起平坐罢了，尽管它有好看的花市、好喝的早茶、好吃的粤菜和好听的广东音乐。但，在二十多年前，有多少人真把它们当回事

现在可就不一样普天之下，真是何处不在粤语文化的浸y之中！毫不奇怪，人们对于有着经济优势的地域及其文化总是羡慕的，而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又总是从表层的模仿开始的。当我们学着广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声地欢呼&ldo;哇&rdo;时，我们不是在学广州，而是在学&ldo;先进&rdo;。似乎只要两指在桌上轻轻一扣，就成了服务员不敢慢待的广东&ldo;大款&rdo;，也就加入了现代化的cháo流。看来，一种文化要想让人刮目相看、趋之若鹜，就得有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而粤语文化的大举北伐并大获成功，则又首先因于这个地区经济上的成功。

然而，改革开放在广东首先获得成功，又仍有地域方面的原因。

1992年，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曾感慨系之地说，当年没有选择上海办经济特区是一大失误。其实，这不但是时势所使然，也是地势所使然，甚至可以说是&ldo;别无选择&rdo;。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只有广东，才担当得起这一伟大实验的责任，也才有可能使这一实验大告成功。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全面启动改革的进程是不可能的，以北京、上海为先行官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全面铺开的只有农村的改革，而可以并应该对外开放的也只有广东、福建两个省份。这两个位于东南沿海又相对贫困的农业省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一旦失败也不会影响大局，继续闭关自守却既不现实，也甚为可惜：港澳台的经济繁荣近在咫尺，咄咄逼人，而且放弃与之合作的机会，放弃对其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利用，也等于坐失良机。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广东闯出了发达和繁荣，福建则要相对滞后一点。比如同期成为特区的厦门，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如深圳（但厦门却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获得了成功）。究其原因，除台湾对厦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如香港之于深圳外，广东有广州而福州远不能和广州相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惜，这个因素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事实上，如果没有广州，仅仅只有香港，深圳也不会如此成功。因为特区的成功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广东文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广州来创造和代表的。这是广州和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不同之处。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并不代表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它们有许多并不属于这些文化的个性的东西。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文化，是超越于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的，甚至还有某些抵触之处（比如南京人和杭州人就不喜欢上海人）。广州却是深深植根于广东文化的。广东人现在可以不喜欢广州这个城市（太脏太挤太嘈杂），却不会不喜欢广州文化。事实上，广州代表的，是广东文化中现在看来比较优秀和先进的东西，然而福建文化中的这些东西却有不少要靠厦门而不是福州来代表。可以说，正是广州，以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为整个广东地区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广州的秘密，比深圳等等更值得解读。

广州，是连接过去（化外之地）和现在（经济特区）的中介点。

因此，尽管它的&ldo;生猛鲜活&rdo;是属于现在时的，它的故事却必须从古代说起。

二　天高皇帝远

广州，从来就是一个&ldo;天高皇帝远&rdo;的地方。

无论中央政府是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ldo;五服&rdo;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ldo;服&rdo;‐‐&ldo;荒服&rdo;（天荒地老之服）。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ldo;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rdo;的感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所以古人从未有过&ldo;粤道难&rdo;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事实上，&ldo;蛮烟瘴雨&rdo;的岭南，历来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十八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为27天），则对于所谓&ldo;天高皇帝远&rdo;，便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想想看吧，将近一两个月的&ldo;时间差&rdo;，多少事情做不下来？

广州距离中央政权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那么，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广州，在事实上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只好&ldo;睁一只眼闭一只眼&rdo;。同样，习惯了中央政府这种态度的广州人，当然也早就学会了&ldo;看一只眼不看另一只眼&rdo;，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自行其事，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

这种文化心理习惯在改革开放时期就表现为这样一个&ldo;广东经验&rdo;：对于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够、用足、用好、用活。具体说来，就是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为可以做。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提倡改革，允许实验，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ldo;睁一只眼闭一只眼&rdo;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ldo;闭着的眼&rdo;，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ldo;睁着的眼&rdo;，上海人琢磨下一回&ldo;哪只眼睁哪只眼闭&rdo;，北京人则在议论&ldo;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rdo;。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看来，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非没有文化上的原因。

广州离&ldo;皇帝&rdo;很远，离&ldo;外面的世界&rdo;却很近。（图二十五）

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于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广州登陆，来到东土的。实际上，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晋时即已由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到了唐代，广州便已以中国南海大港而著称于世，成为&ldo;海上丝绸之路&rdo;的之一。这时，广州已设立&ldo;蕃坊&rdo;，城中外侨杂居，其所谓&ldo;蕃邦习俗&rdo;，对广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可以说，从那时起，广州人对于&ldo;蕃鬼&rdo;，便有些&ldo;见惯不怪&rdo;，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