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尔说:“他去做一个走私集团头目的保镖,人家看上了他的枪法。”
“我不想饿死。”萨里说。
“可是你差点儿被饿死,在自由公民都吃不饱的今天,监狱里会是什么样子?那里每天都有人饿死或病死,我看你也差不多了。”
“局长先生,您把我保释出来确实救了我一命,可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是去哪儿?”
“去机场,至于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召集各个运动项目原国家队的队员。”
车停了,又上来好几个人,与大部分西亚人一样,他们都面黄肌瘦,衣服破旧,有人在不停地咳嗽,饥饿和贫穷醒目地写在他们的脸上,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都个子很高,这高大的身材更增加了他们的憔悴感,他们在车里弯着腰,像一排离水很久而枯萎的大虾。辛妮很快认出这都是原国家男蓝的球员。
“嗨,各位,这些年过的怎么样?”克雷尔向他们打招呼。
“在我们有力气给您讲述之前,局长先生,先让大家吃一顿早餐吧!”,“是啊,做为高级官员您体会不到挨饿的滋味,到现在您还在吃体育,可我们吃什么呢?我们一天的配给,只够吃一顿的。”,“就这一顿也快没有了,人道主义救援已经停止了!”,“没关系,再等等吧,战争一爆发,黑市上就又有人肉卖了!”……
就在男蓝队员们七嘴八舌诉苦的时候,辛妮挨个打量他们,发现她最想见的那个人没有来,克雷尔代她提出了这个问题:“穆拉德呢?”对,加里
穆拉德,西亚共和国的乔丹。
“他死了,死了有半年了。”
克雷尔好像并不感到意外:“哦……那伊西娅呢?”辛妮努力回忆这个名字,想起她是原国家女蓝队员,穆拉德的妻子。
“他们死在一起。”
“天啊,这是怎么了?”
“您应该问问这世道是怎么了……他们和我们一样,除了打球什么都不会,这些年只有挨饿,可他们不该要孩子,那孩子刚出生局势就恶化了,配给又减少了一半,孩子只活了三个月,死于营养不良,或者说是饿死的。孩子死的那天晚上,他们闹到半夜,吵一会儿哭一会儿,后来安静下来,竟做起饭来,然后两人就默默地吃饭,终于吃了这些年来的第一顿饱饭,您知道他们的饭量,把后半月的配给都吃光了。天亮后,邻居发现他们不知吃了什么毒药一起死在床上。”
一车人陷入沉默,直到车再次停下又上来一个人时,才有人说:“哇,终于见到一个不挨饿的了。”上来的是一位娇艳的女郎,染成红色的头发像一团火,描着很深的眼影和口红,衣着俗艳而暴露,同这一车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
“大概不止吃饱吧,她过的好着呢!”又有人说。
“也不一定,现在首都已成了一座饥饿之城,红灯区的生意能好到哪里去?”
“噢,不,穷鬼,”女郎冲说话的人浪笑了一下说,“我主要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服务。”
车里响起了几声笑,但很快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淹没了。“莱丽,你应该多少知道些廉耻!”克雷尔厉声说。
“噢,克雷尔大叔,不管有没有廉耻,谁饿死后身上都会长出蛆来。”女郎不以为然地挥挥手说,在辛妮身边坐了下来。
辛妮瞪圆双眼盯着她,天啊,这就是温德尔莱丽?!这就是那个曾获得世界体操锦标赛铜牌的纯美少女,那朵光彩照人的西亚体育之花?!
在剩下的路程是在沉默中走完的,二十分钟后,汽车开进了首都机场的停机坪,已经有两辆大客车先到了,它们拉来的也都是前国家队的运动员,加上这辆车,共有七十多人,这其中包括一支男子蓝球队、一支男子足球队和十一个其它竞赛项目的运动员。
跑道的停着一架巨大的波音客机,在西亚领空被划为禁飞区的十多年里,它显然是这个机场降落过的最大和最豪华的飞机。克雷尔领着西亚共和国的运动员们来到飞机前面,从舱门中走出几位西装鞋革履的外国人,当他们走到舷梯中部时,其中一位挥手对下面的人群大声说了一句什么,运动员们吃惊地认出,这人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但最让他们震惊的还是克雷尔翻译过来的那句话:
“各位,我代表国际社会到西亚共和国来,来接你们参加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原来北京是这样的!
当车队进入市区后,辛妮感叹道。这个遥远的城市本来与她——一个身处西亚共和国的贫穷饥饿的女孩子没有任何关系的,但奥运会在几年前就使北京成为她心中的圣地。辛妮对北京了解很少,仅限于小时候看过的一部色彩灰暗的武侠片,在她的想象中,北京是一座古老而宁静的城市,她无法把这座城市与宏大壮丽的奥运会联系起来。她无数次梦到过奥运会和北京,但两者从未在同一个梦中出现过,在一些梦里,她像飞鸟般掠过宏伟的奥运赛场上的人海,在另一些梦里她则穿行于想象中的北京那些迷宫般的小胡同中和旧城墙下,寻找着奥运赛场,但从来没有找到过。
辛妮瞪大双眼看着车窗外,寻找她想象中的胡同和城墙,但映入她眼帘的是一片崭新的现代化高层建筑群,这林立的高楼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白光,像刚开封的新玩具,像一夜之间冲天长出的白嫩的巨大植物。这时,在辛妮的脑海中,奥运会和北京才完美地结合起来。
这到达新世界的兴奋感像云fèng中的太阳露了一下头,在辛妮的心中投下一线光亮,但阴郁的乌云很快又遮盖了一切。
与世界各大媒体想当然的报道不同,当西亚共和国的运动员们得知自己将参加奥运会时,并没有什么兴奋和喜悦。像其他西亚人一样,十多年的苦难使他们对命运不抱任何幻想,使他们对一切意外都报有一种麻木的冷静,不管这意外是好是坏,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紧外壳保护自己。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甚至没有人提出问题,就连那些理所当然的问题,如没参加过任何预选赛如何进入奥运会,都没有人提出。他们只是默默地走上飞机,麻木而又敏感地静观着事情的发展。
辛妮走进空荡荡的宽敞机舱后,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并一直注意着这里发生的事。她看到国际奥委会主席把克雷尔和西亚代表团的几位官员召集到一等舱中去,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任何动静。运动员们也在沉默中静静地等待,终于看到克雷尔走了出来。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拿着一张纸核对名单。几十双眼睛都盯着他的脸看,那是一张平静的脸。这平静是第一个征兆,它告诉辛妮:事情不对。很快她那敏感的眼睛又发现了第二个征兆:克雷尔拿着名单返回一等舱时,用空着的一支手去开紧闭着的舱门,尽管那支手摸索了半天也没找到把手,他的双眼仍平视着前方而没有向下看,仿佛一时失明了似的。这时,辛妮证实了自己的预感。
事情不对。
在机舱里大家吃了一顿饱饭,每人都吃了两到三份航空餐,这些西亚人的饭量让那几名中国空姐很吃惊。然后飞机起飞了,辛妮透过舷窗,看着云海很快覆盖西亚的大地,这云海在整个航程中都很少散开,仿佛在下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疑谜。
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后,等了足有两个小时,换上统一服装的西亚体育代表团才走出机舱。当他们进入到达大厅后,立刻被一阵闪光灯的风暴照得睁不开眼。大厅中黑压压挤满了记者,他们在代表团周围拚命拥挤着,像一群看到猎物的饿狼,但总是小心地与他们保持两米左右的距离,使代表团行走在一小圈移动的空地中央,仿佛他们周围有一种无形力场把记者们排斥开来。更让辛妮和其他西亚人心里发毛的是,没有人提问,大厅中只有闪光灯的咔嚓声和拥挤的人们鞋底磨擦地板的沙沙声。走出大厅时,辛妮听到空中的轰鸣,抬头看到三架小型直升机悬在半空,不知是警戒还是拍照。运送代表团的大客车只有两辆,但却有十几辆警车护送,还有一支武装警察的摩托车队。当车驶上机场到市区的公路时,辛妮和其他西亚运动员发现了一件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路被清空封闭了,看不到一辆车!
事情真的不对。
到达奥运村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当西亚运动员们走下汽车时,他们心中的疑惑变成了恐惧:奥运村里一片死寂,几十幢整齐的运动员公寓楼大多黑着灯,当他们走向帷一一座亮灯的公寓楼时,辛妮注意到远处一个小广场中央的一排高高的旗杆,那些旗杆上没有国旗,像一长排冬日的枯树。在外面,城市的灯光映亮了半个夜空,喧响声隐隐传来,更加衬托了奥运村诡异的寂静,辛妮打了个寒战,这里让她想到了陵墓。
在运动员公寓的接待厅中,身为代表团团长的克雷尔对运动员们讲了一段简短的话:“请大家到各自的房间,晚饭在一小时后会送到房间里,今天晚上任何人不得外出,一定要好好休息,在明天上午九点钟,我们将代表西亚共和国参加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
辛妮和克雷尔、萨里同乘一个电梯,她听到萨里低声问团长:“您真的不打算告诉我们真相?难道……和平视窗设想真要实现了?”
“明天你就会明白一切,我们应该让大家至少有一个晚上能睡好。”辛妮仰望着雄伟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短暂的幸福和陶醉暂时掩盖了紧张和恐惧。不管未来几天发生什么,她已来到了所有运动员梦中的圣地,此生足矣。
但对即将到来的事情的恐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这两天所经历的一切,越来越像是一个阴沉而怪异的梦。早晨,西亚共和国代表团的车队从奥运村出发前往奥林匹克体育场,连接两地的宽阔公路旁聚集着人山人海,但辛妮看到,人群中没有鲜花彩旗和汽球,也没有欢笑和欢呼,这成千上万人集体沉默着,用同一种严峻的表情目送着车队,昨天那种让辛妮冷颤的感觉又出现了,她觉得这像葬礼。
奥林匹克体育场外面十分空旷,有两道森严的警戒线,当车队驶过时,组成警戒线的武警士兵们整齐地敬礼。车队在体育场的东大门停下,运动员们下车后,克雷尔团长召集他们站成了一个方阵。辛妮站在方阵的第一排,她仔细地搜索着体育场内传出的声音,但什么也没有听到,这巨大的建筑内部一片寂静。克雷尔从车上拿出了一面宽大的西亚共和国国旗,先后招呼萨里和另外两名较有建树的运动员出列,递给他们每人国旗的一角,当他在队列中寻找第四个人时,站在前排的莱丽自己走出来,从克雷尔的手中拿过国旗的最后一角,但克雷尔摇摇头,把国旗从莱丽手中拉了出来,递给了他随便选中的一个女运动员。这巨大的羞辱使莱丽涨红了脸,她恼怒地盯了团长几秒钟,最后还是转身回到了队列中。四名运动员把国旗展开来,北京的微风在旗面上拂出道道波纹,国旗旁边的克雷尔对着运动员方阵庄严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