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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章（第1页）

以整个历史为背景来对大战略加以研究，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从实际来看，一般战略理论必须适应国家总的政治性质。应该看到，侵略性国家和非侵略性国家所追求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它们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时，所采取的手段（方法）也不会一样。

如果注意到了这种差别，那么很容易发现，上面第十九章所概略地阐述的纯粹战略理论，比较地适合于一个以征服为目的的国家。对于只求保全自己的国界，而且主要是保障自己的安全和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民族来说，他们要想推行这种战略理论，就必须加以相应的修改。侵略性国家的特点是不满足于现有的境况，它们总想以胜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不惜冒巨大的危险去求战。非侵略性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们只要设法遏制侵略者，迫使其放弃征服意图，让对方相信&ldo;使枪弄剑是没有好处的&rdo;，这样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它们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打破侵略性国家的求胜计划。由于贪欲过度，侵略性国家往往会自讨苦吃，有时会把自己的力量用个干净，以致终于抵挡不住其他的敌人，或者由于过度的扩大和紧张，以致无法克服内部的危机。在战争中，因为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而失败的国家，其数量要比遭受外来攻击而失败的国家多得多。

通过上述因素的分析和衡量，马上就能明白，对于非侵略性国家来说，它所需要的战略，只是一种适应自己有限目的的战略。它可以采取最经济的办法，保障自己在现在和将来都能够抵御外来的侵略。从第一眼看来，防御是进行战争的最经济的办法。于是，就有可能导致一种长期进行阵地防御的思想，而历史的经验却警告我们，专门依靠这种方法则是十分危险的。节约兵力和求取胜利的最好方法，是结合使用防御行动和进攻行动，这种以高度机动性为基础的攻防行动，可以保障迅速实施强有力的反击。

东罗马帝国可以作为一个例证。那时，它采取的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这种战略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制订出来的，是它的军事政策的基础。东罗马的寿命能够延续那么长的时间，采取这样一种战略恐怕是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英国也是一个例证。从十六世纪以来，一直到整个十九世纪，它在各次战争中都是采取一种以海上实力为基础的战略，而且是本能多于理智的。在这个时期的战争中，英国的实力是随着国力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的，而它的敌国却因为迫切希望夺得胜利，结果在战争中自己消耗了国力，因而一个一个地遭到了失败。仅凭这个事实，也足以证明这种战略的价值。

经过长期的破坏性战争，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以后，交战各国因为相互消耗国力，最后都弄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于是，到了十八世纪，政治家们终于认识到，他们想要通过战争来达到目的的野心和欲望，不能不有所克制。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便产生了一种采取有限军事行动的趋势，也就是说，力图避免过多的损失，以免对战后的前途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交战双方都感到胜利渺茫，也就易于接受和平谈判。双方政治家们的野心和欲望，常常驱使他们背离目标而走得很远，等到和约缔结以后，他们不免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不仅没有比战前增强，反而遭到了削弱。不过，这些政治家总是知道悬崖勒马的，他们不会把国家弄到完全衰竭的地步。所以，最满意的和平解决，即使是对于较强的一方来说，都是通过和平谈判得来的，而不是采取决定性军事行动的结果。

这种对于战争规模有限的认识，一直都在不断发展，但是后来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阻挡。革命使一些新人物掌握着政权，他们在管理国家方面都是生手。法国的督政府和执政府，以及其继承人拿破仑，在连续20年的时间内，为了追逐一个持久的和平，竟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进行着战争。他们这种疯狂的追逐，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法国的实力完全消耗光了，以致最后终不免于全面崩溃。

拿破仑帝国的崩溃，重新证明了原来教训的正确性。但由于拿破仑神话的回光返照，这个教训仍然笼罩着一层烟雾，以致模糊不清。这个教训后来又被人们忘记了，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中又重复犯了错误。然而，即使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痛苦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治家们，也并没有变得聪明一些。

战争是一种违反理性的行为，是在谈判不能取得满意结果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战争的实行还是要用理智来控制，只有这样，战争的目的才有可能达到。其所以如此，有以下几条理由：

一、战斗虽然是一种物理性的行为，可是其指导却是一种心理上的活动。你的战略愈高明，则取胜的机会愈多，所花的代价也就愈小。

二、相反，你毫无成效地浪费力量愈多，则战局可能逆转，使你所面临的危险也愈大。即使你终于取得胜利，但因力量消耗过大，在战后便将无力维护你的利益。

三、你所使用的方法愈是野蛮残酷，则敌人的复仇心也愈强烈，其抵抗自然就会坚决，因而你所要克服的抵抗力也愈大。因此，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比较理智的作法，还是避免采取极端的措施，以免更加促进敌国军民的团结，以免激发他们拥护其领袖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