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的新人们的笑,告诉我们,段绳武的新村建设,的的确确给那些流离失所的流民,安了一个家,一个简朴但幸福的家。而他自己,就是这些家的大家长,一个由将军变成的老村长。
抗战爆发后,段绳武应召担任军政部的主管伤病安置的工作,为此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人称&ldo;荣军之父&rdo;,1940年7月因劳成疾,在重庆逝世,临终前呓语,依然说,我要回河北新村,做村长去。一个旧军人,在村长的位置上,找回了自己。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1)
官商之间的事儿,从来都是大事。自秦汉以来,封建制基本上见了鬼,皇帝要靠官僚来治理整合国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两大最有势力的群体,一是官,其中包括候补和退休的,一是商,其中包括半农半商和半官半商,他们之间的事,小得了吗?不过,在一般人看来,官商之间,没有什么好事,提到&ldo;官商&rdo;后面跟着就是&ldo;勾结&rdo;,勾结之后,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损害国家利益。
官商勾结,是官主动还是商主动?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这个问题,在有皇帝的年月,答案一向是清楚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认定商家一方,是罪恶之源,就像亡国都怪那些倾城倾国的美女一样,板子不由分说,都打在老板的屁股上。即使到了今天,前几天刚看的一个黄纪苏写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依然是批官的时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商之时,乱棍齐下,既狠又黑。在这些人看来,世道坏,就坏在商人黑心趋利,把官老爷连带老百姓都带坏了。
尽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恶的逐利之夫,但在官商关系上,的确商显得要主动一些。问题是,商人为什么非要巴结官?道理很简单:在官与商之间,官是绝对的强势,不仅握有公共资源(可以通过商来分享),而且享有福人祸人的权柄,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称&ldo;灭门县令&rdo;。纵使富埓王侯,一个有权的小吏,也可能让你阴沟翻船,身死财空。反过来,商人,则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权势上无法与官抗衡,连自家的身份也带有道德上的污渍,在有&ldo;市藉&rdo;的时代自不必说,身份上就是准贱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之后(明清),士农工商,商依然排在四民之末。
商人勾搭官府,到底是出于分享公共资源的动机多些,还是出于自保的动机多些?这还真是个问题。
不管哪个原因多些,反正只要做买卖,就得跟官府和官员打交道,赶集买菜也就罢了,只要有个固定摊位,哪怕卖包子,也得对衙役老爷陪个笑脸,忍受人家时不时白吃几个包子。大一点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径当然有很多,但跟今天比起来,却有太多的限制,王朝政府对商人的道德岐视,无形中增大了商人与官员沟通的难度。官员接受商人的吃请,包括同赴妓馆青楼,都可能受到都老爷(明清之际的监察官)的弹劾,上门送红包,更是风险巨大,因为官衙就是官老爷的私邸(在任上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门里),难保不让人看见,即使让自己的属下知道了,也大事不妙。这些书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带来的,都憋着找正印官的茬,做成把柄,便于操控,为自家舞弊提供机会。因此,在那个时代,商人勾搭官员,双方必须是熟人,至少得经过熟人的介绍,这样做起来才保险。
一个新入道的商人,怎样结交官员呢?一则可以经过已经结交了官员的前辈商人做中介;一则可以通过资助家乡的儒生,看哪个有出息,是绩优股,先投资押宝;一则可以培养自己家的子弟读书,然后一步步考上去,为官为宦。除了这些一个比一个效率低的渠道之外,明清之际,官商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非常有效而且特别为官员(尤其是京官)所喜的交往渠道,这就是会馆。
那时的北京南城,是会馆的天下。大一点有以省为单位的,比如湖广会馆(图30-1)、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等等,江西会馆据说在民国还第一个备有发电机,建有西式洋楼。小一点的则以县或府为单位,如绍兴会馆、南海会馆、新会会馆等,感觉上都是地缘的圈子。
建会馆的都是商人,会馆的运作,也是商人支持,不过,会馆却跟商业关系不大。建会馆,目的是为本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记住,是免费的吃住。北京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朝中叶,因为是为了给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ldo;试馆&rdo;。由于发现这种会馆(试馆)对于联络京官和培养举子(候补官员和正选官员)跟商界的感情特别有效,于是会馆越办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业稍有规模的府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会馆的建设,有各地在京的官员参与,但资金基本上来自商家(因为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很低,京官捞钱的机会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财力,即便有,由于京城目标明显,也没有人敢公然露富)。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2)
许多出身科举的名人,都有过在会馆居住的历史,比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乾隆年间的名臣陕西人王杰,就是住在长安会馆期间中的状元,这个状元,破了西北地区几百年的天荒。
直接帮助进京赶考的举子,比起从童生开始培养来,无疑是一项短线而且见效快的投资,因为所资助的对象,基本上处在科举台阶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对较高(最差的也是参加顺天乡试的生员),即使考不上进士,也有可能从举人大挑和五贡出身。做了官之后,如果顾念资助之恩和乡谊之情,那么就有可能对商家有所回报。更何况,很多考中进士又做了京官的同乡,如果家底不太厚,考虑到京城消费的压力,往往就住在会馆里,为商家联络官员,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