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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章（第2页）

方面的共同爱好，性格虽不完全一样，大致上倒也相当接近，所以建立了私人感情。抗战胜

利后，他从河内坐牢出来，我们在上海见过面，三十七年我坐牢出来，又在天津见过面。这

个时候，鲁翘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督察长，我是国防部一支直属部队的部队长，率领

着一批刚训练完成、配有最新装备的特种部队，派到冀、察、绥地区对共军作战的。因为彼

此都匆忙，连喝一杯聚一聚的时间都没有，就分手了。三十八年先后来台，我们是否碰过面，

想不起来了。之后，我去国十年，四十七年从日本回来后才又聚首。使我难忘的、说出来又

有点难为情的是：我常常闹穷，十几年来，曾多次的向他「周转」，每次都是写张便函，找

一个副官到他那里去「拿」，他有时不便，再从别的地方弄了来也要叫我过得去。别的不说，

我连一次都没有奉还过他，说起来好惭愧。还有：他当台北市警察局长时，不断的有人找我

向他说人情，当然都是些使他为难的事情。妙极了，他每次都是爽爽气气的满口答应着去办，

可是到后来却一样都不成。从以上两桩事看来，称得上是公私分明的了。

他在台湾警界干了多年，名声很不错，就是死得有点窝囊。不过，他可以瞑目的是，一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怀念这位极重信义的「王老大」。

鲁翘去世后，承老朋友和记者多人之嘱要我为他写一篇「行状」，正构思如何落笔间，

突又通知我说是不必了。不知为了何故？因而，在这里也只好轻描淡写如上。

方炳西：在写汪案的初期，总以为他还是活着的，而且前两年还有人亲眼在布鲁塞尔看

到他。当今年年初，有一次和晚辈们聊天，无意中提到方炳西兄，才听说他己经谢世了。他

是民前四年出生，如果在两年前去世，也在七十岁以上了。

前些年，就听说他在台北市罗斯福路台大附近开设了一家小书店，我特意的偕同一位友

人挨家挨户去查访过，结果都说不识其人。又听说他是在一间私立中学当职员，弄不清楚是

什么学校，也无从寻起。后来他是在那一年出国到比利时去的，就更不知道了。有一位还在

上班的亲戚在偶然中又提到方炳西先生，这才多少了解到他的一些真实情况：原先总以为他

是在国外经商，也有人的确是这么说，而实际上却不尽然，也就是除了做点买卖之外，还肩

负了海外对匪斗争的使命。以古稀之年，仍不辞艰巨，很值得赞一声「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