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ldo;保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rdo;4并认为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不仅主张明确,而且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根据张学良12月13日对总部全体职员所说的&ldo;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rdo;&ldo;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rdo;&ldo;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rdo;
这些大义凛然的讲话,可看出他的&ldo;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之心&rdo;。
&ldo;在事变的布置中,张学良作了严格交待,命令其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当刘多荃打电话说蒋介石不见了时,张、杨非常着急。张学良对两军文武官员说:&lso;若找不到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rso;由此可见,张学良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确保蒋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内战的爆发,以达到和平解决事变。
&ldo;在事变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敞开和谈的大门,指出事变之目的,是对蒋&lso;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rso;,使他接受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在通电外,张学良又另电南京中央要人及亲英、美派孔祥熙等人,示意其对事变予以调解之助,孔祥熙对张电作了这样的理解:&lso;张、杨既于通电之外,复对余及中央诸同志各有私电,是明予吾人以谈判之机。&rso;可见这些电报使南京亲英、美派要人,对事变目的和处理事变的愿望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和平解决事变增加了有利因素。为了稳定国内秩序,避免混乱,张学良还专电宋子文,指出&lso;上海系全国金融枢纽,未容紊乱。&rso;……&ldo;尽管蒋介石已身处张、杨囹圄之中,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部下的礼节,不厌其烦向蒋再度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恭候其省悟,盼其纳谏,蒋介石虽顽固不化,但由于张学良的至诚行为,无害他之意,求和平解决之心,对他最终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蒋在十七日致何应钦停战手谕中写道:&lso;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rso;蒋的停战令暂时制止了南京的军事进攻。张、杨为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初步取得了一些进展。
&ldo;在解决事变的过程中,张、杨既听取其他政治势力的建议,同时又保持其独立自主的决定权,即使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也并非一切就言听计从。这表现在事变后,孔祥熙企图通过阎锡山把蒋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12月21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lso;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rso;张学良对迁蒋至太原的意见表示反对,认为自己能捉蒋,也就能放蒋,不能让阎锡山从中渔利。在何时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同周恩来和杨虎城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两宋要求:蒋下令停战撤兵后,即日回南京。对此要求,张学良表示同意,而周恩来和杨虎城表示允许再考虑……这种意见不和,也可能是张学良决定立即放蒋,只告诉杨虎城而不告诉周恩来的原因之一。这些行为都与张学良素来那种决断,愿意接受他人建议,但又决不受人支配的性格有关。……&rdo;5
笔者对西安事变缺乏深入研究,对上述论述不想妄加评论,不过,对这些观点还是赞同的,并认为谈得还是比较实际、中肯而又新颖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时代也在不断地前进,我们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也要发展,要创新,因此就应当&ldo;通过历史的反思,通过社会迷宫进入到历史表象的背后,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从全方位来对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互作用&rdo;,作些新的实质性的探索。
当然,话又说了回来,这样说是不是又忽视了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有力作用呢?当然不是。事变发动后,首先向中共电告事变消息,并邀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的是张、杨二将军,而红军代表团的到达则是对张、杨两将军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因为&ldo;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干部中对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并不一致。不少感情冲动之少壮军人,恨不得立即处死蒋介石而后快。这种力量和思潮,对于张学良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是一极大的不利因素。中共代表团到达后立即开展了对内部统一思想的工作。由于中共过去的特殊地位,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历史,以此来做这些少壮派的思想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张、杨的命令所不能达到的……当张学良将军扣留在南京后,西安方面群情激愤,主张以武力对付南京的主战空气顿时高涨。为了挽救已造成的和平局面不致破坏,使和平最终实现,中共在通电南京,要求停止进军的同时,调红军协助东北、西北军准备防御,并且劝两军将领要冷静对待……应德田、孙铭九制造了杀死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后(笔者按:&ldo;二、二事件&rdo;系指张送蒋回南京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少壮派为营救张出险,不惜与南京一战。一些老派将领主张通过谈判救张,认为只要东北军和&ldo;三位一体&rdo;紧密团结,张是可以回陕的,反对武力救张。应德田、孙铭九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是&ldo;投降&rdo;,是&ldo;出卖副司令&rdo;,于二月二日上午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领部队杀害了王以哲,又派人去杀何柱国。当时,何避入杨虎城公馆,少壮派带兵追捕,杨加以制止,何始得脱险。但王以哲副官宋学礼、总部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等则亦于当天被杀害。),缪澂流、刘多荃决定回兵包围西安,消灭主战派,因此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的危局迫在眉睫。周恩来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竭尽全力调解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把制造二&iddot;二事件的主战派主要人物,转移到红军中去,这样就使一场即将爆发的自相残杀内战得以消弥,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得以巩固。&rdo;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