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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六月十七日

(7月23号)

“总而言之,如你再不接受我的这些意见,那么,除子女留在上海念书外,其余事情随你去决定吧!”我是一而再地苦口婆心地劝他,可是他概不听取,责备我被人欺骗,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诱惑。他说:“这么多人在外面念书要花多少钱呀?女孩子们念那么多书做什么?让她们早些出嫁算了。你不是十几就出嫁了吗?

迟早她们都是人家的人。”又说:“上海这地方是花花世界,你这样做,不害死她们才怪!”说罢,他就要我带所有的人立刻回四川,还要我今后不许与任何人来往。

天天吵闹,满口胡话,真把人气得要死。从这开始,我就想和他离开。联想到多少年来,自己一直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总是想用感情去感化他,使他转变,依然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他不但不接受我的忠告,反而提出这些不近情理的苛刻条件。这样下去,做夫妻还有什么意思?此后,我俩每天争论,尤其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特别争吵得厉害。国民党人李伯申(又名李肇甫,曾任四川省议会的议长)、谢持(又名慧生)、记得还有杨沧白(即杨庶堪)、唐德安等从中调解几个月,向我多方面劝解,说什么丈夫脾气憨直,一时头脑不清,才提出这些莫名其妙的条件。还劝道:“大嫂,你要想到你们当初的结合是不容易的。多年夫妻,儿女成行。你暂时委屈些接受他的意见,把孩子带回四川。他气消了,让我们再劝劝,他慢慢就会听取你的劝导。他在背后也经常说你好,我们也很敬佩你。”

我经他们几次三番劝说后,心里很矛盾。想到儿子大明留在四川十分不妥当,还是把大孩子们留在上海读书,小的暂时带回去也好。如果他仍然不转变的话,带儿子、女儿再离开他也不迟。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小儿子一起带出四川。于是我便暂时让步,答应回四川再说。他也答应把大孩子留沪,小的带回去。

二、分居

虐待无辜琼女我正在准备暂时回四川再说。有一天早晨,孩子们起床后都挤在洗澡间梳洗。丈夫走进去,看见文兴哲和国琼女也挤在里面梳头、洗脸。他大怒,一把抓住国琼女的头发,拖到他的卧房,把门锁上,开口骂:“你给我跪下,昨天你俩从法国公园回来,我关照过你们了。你们今后不许在一起谈话、玩耍,不然我要处罚你们。你们居然不听我的话。现在又在洗澡间挤来挤去,男女授受不亲,简直是搞得一点家规都没有了,还成什么样子!叫你不要听母亲的话,你年纪还小投考什么音乐学校,但你偏不听。”

我在门外听得他这样责骂仅十四岁的国琼女,我大声喊开门,丈夫不理,只好从门缝里望进去。见可怜的国琼跪在父亲面前哭而不语,丈夫坐在椅子上指着地下的一根绳子,一把剪刀,骂道:“你给我去死,这两件东西看你使用哪样……”从中作梗的大侄女国君则站在她叔叔椅子旁边,边替叔叔打扇,边指手划脚地劝国琼女说:“三妹,你就认错吧,说下次一定听父亲的话。”这时,我已忍无可忍,不顾一切地拼命敲门……

一封信我在当时又急又气。他又来无中生有,变本加厉地找麻烦。我未及去向李伯申等告诉这件事的时候,接着又发生一件事:就是国琼女的钢琴教师张景卿去法国留学,路经香港,在船上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船遇风浪,好容易才脱险等语。这封信先到他手里,他暗中拆开看后,大发雷霆,节外生枝地又重新开始吵闹。说我已经答应他不同任何人来往,为什么人家还有书信给我呢?而且,他硬说信中话,是挑拨离间我们夫妻的。我说:“我答应才没有几天,就是拍电报通知别人,也不能阻挡已经在路上的邮件啊!”他就把我的信扣起来,天天吵闹,烦死了。我趁他不在家的一天进书房把信撕毁了。第二天清晨,他发现信没有了,就去楼下叫嚷:“六儿(国琇)、七儿(国瑛),你们谁拿了我的信?”接连着一大串骂人的话,孩子们吓得躲在亭子间里,不敢出声。我在三楼怕孩子挨打,应声说:

“那封信我拿了,别怪他们。”于是他直奔上楼,边跑边说:“你好大胆,偷了我的信,还敢讲是你拿的!”接着就乱骂了一阵。这时候,我正在整理衣箱,国瑛女吓得躲在屋角落里。他一进门我就回答他:“你最好看看信封上是谁的名字,就可以证明是谁偷了谁的。”我话未说完,他就厉声说:“什么?”冲了过来,抬起脚上锃亮的黄色长统马靴,一脚向我胸前狠狠踢过来。我倒在地上,只觉得一阵剧痛,头脑发昏,知道敌不过他,立刻忍痛爬起来,转身往楼下跑。他接着把衣箱拿起,从楼梯口向我头上掷来。见箱子打不中,他就从楼梯追下。我直奔厨房后门,他追到厨房里拿起菜刀,我在一刹那间无可奈何,直跑到弄堂里去。他又追来。幸好这时候他侄子夏廼庚、夏大猷回来,迎面把他拦住,劝了回去。

再不回头我乘车到五马路张宝记电料行表兄张燮荣家。孩子们来看我,见我被踢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都哭了。住了两个礼拜,一直到他打电报请北京干亲陈可达来上海再三劝我回家时,我才回去的。经过这场风波,我坚决要和他离婚了。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怨愤再也不能容忍了。想到他与我在共同的日常生活里,丝毫没有温暖,体贴和共同的语言;想到他的思想、人生观与时代背道而驰,并且变得越来越暴戾、嚣张。我越忍让,他却认为我懦弱可欺,越是得寸进尺。再回到四川又有什么意义?难道再去捧着一个金饭碗做夫人、做贤妻良母?做一个辛辛苦苦操持着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庭的主妇?这样下去,徒然牺牲儿女和自己前途,更谈不上什么为国为民了。于是,我就正式提出离婚,并坚持把四个女儿都要带走,不要他一文一毫,也没有其它任何条件。人要有志气,这是幼时听来的教导。这时候,因李伯申、唐德安、谢持、干亲家陈可达极力劝解,暂时回家。可是我情愿领着老少吃野菜过活,怎么也不愿再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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