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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大略言之，袁和孙的不同之点是，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的错是他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的革命派斗争时，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之内，可说是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冷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也。袁总统和当今的李总统一样，不把老k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他们想卷士重来，就只有寄于唯一出路的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美国模式的中国国会

根据&lso;中华民国临时约法&rso;第五十三条，&lso;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rso;，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总统；那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和党人，也看好将来的国会，认为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急于要参加这项近在目前的国会大选。因此当中山还在作其讲演旅行之时，中央与各省为着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都已在紧张的进行之中。

按参议院制定，由袁大总统于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lso;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rso;，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二十七名、十名和三名不等。另由&lso;中央学会&rso;选出八名；各地华侨选出六名。各省参议员由各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作选举人，其他也各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

【笔者符注】：中央学会依法是一种由教育总长领导的专家学者，超然于一般政团政党之外的公会组织，享有八名参议员的名额，立意至善，然未成为事实，就胎死腹中了。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rso;第一篇，第二章，第八节。

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全国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万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万之小省份亦照选。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各一届，三年一选，选举法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家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八百四十一人；当时媒体戏称之&lso;八百罗汉&rso;【见上引钱书。原档载民元发行之&lso;政府公报&rso;六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复印汇编，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lso;北洋军阀&rso;（1921-1928），武汉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页六八○─七四七】。

这国会中只有罗汉而无观音，当时曾有少数女权主义者来闹场，争取男女平权。不幸那时去古未远，男好之间尚有其授受不亲之大防，女权转型尚在争取小脚放大时代。女强人中不但出不了吕秀莲、陈文茜，连男议员们所共同欣赏的甚么&lso;国大之花&rso;之出现，这时都还为时尚早呢。他们闹了一阵，未闹出结果来，也就算了。

议员并无选民；政党随意整合

这&lso;八百罗汉&rso;（且看他们在菩萨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天翻地覆。近年台湾立法院里诸后辈，所表演的肢体抗争，和当年八百罗汉的功夫表演，不逮远矣。闲话不应多说，就此删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nstituesnts）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虽认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玩艺儿，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们何能顿悟起来呢？他们之中也确有略通民主选举之皮毛的，但这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所的&lso;先知先觉&rso;了。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能产生几个先知先觉呢？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著「入朝做官&rso;底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底转型政客（politiciansundertransforation），原是旧中国里职业客僚（professionalbureaucrats）的候补人（office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lso;政治前途&rso;，并不代表什么鸟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捷径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lso;党&rso;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是有志青年的&lso;正途&rso;了。这是我们政治社会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lso;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rso;，可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lso;大尾巴&rso;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lso;入朝为官&rso;和&lso;入党做官&rso;（后者是刘少奇的话）这条大尾巴，一直绸着国共两党治下的有志青年，直至八九十年代，始被&lso;下海经商&rso;所替代。呜呼，社会文化转型之难，有如此者。世纪末尚且如此，况且纪之初乎？所以在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个世代，入朝为官，是当时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