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从《兰亭序》的风格力证其伪,认为王氏豁达乐观,而文章基调悲观低沉。有人从王氏《兰亭序》本身力证其真,&ot;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ot;人的思想感情,是随着事情的发生而发生、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的。纵观历史文人之作,莫不如是。一篇之中,往往是&ot;兴尽悲来人《兰亭序》前面高亢,后面低沉,也不例外。郭沫若从出土壤三国志》残卷及五种墓志,椎论书体与当时不合,而论证其伪,有人则以与当时流行之书体比较,并无不合,而论证其真。笔墨官司,看来要长期打下去,是否有结论?也许像荷马《伊利亚特》一样,永远也没有结论,但学术上的价值,却谁也否定不了。《兰亭序》的真伪是一个复杂而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多年来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人们也只好择善而从了。
三、关于帐中遇险
王羲之少年时期很得伯父王敦的宠爱,有一次王敦带他到帐中,并在那里留宿。早上王敦先起来,王羲之仍睡着。王敦出去了片刻,便与钱风回到帐中1。钱凤是前来劝说王敦谋反的,王、钱两人在密谋之际,王敦突然想起王羲之仍在帐中,此事如泄漏出去,是要遭殃的。王敦是个杀人如麻、心狠手毒的人,此刻他准备下毒手。王羲之对于王、钱俩人窃窃私语的内容听得一清二楚,他知道,如果他们发现他听见了他俩的讲话,是件极其危险的事,后果不堪设想。当王敦前来察看时,王羲之假装熟睡,王敦以为侄儿未听见他们交谈的内容,这才罢休。这表明幼小的王羲之临危不惧,机智有谋。上述轶事源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iddot;假谲》是这样记述的:&ot;王右军年1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上卷文字部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47页。辩才又称辨才,原文照引。
2《世说新语&iddot;企羡》。
3《旧五代史》卷四○《温韬传》。
1《世说新语&iddot;假谲》引《晋阳秋》曰:&ot;凤字世仪,吴嘉兴尉于也。好慝好利,为敦铠曹参军,知敦有不臣心,因进说,后敦败见诛。&ot;减十岁时,1大将军(王敦)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阳吐汗头而被褥2,诈熟眠。敦论事造半,方忆右军未起3,相与大惊曰:&39;不得不除之!&39;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熟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ot;《世说新语》所述《晋书&iddot;王羲之传》未采纳,而是根据其它材料,列人工允之的父亲王舒的传中。《晋书&iddot;王舒传》云:&ot;允之字深酞。总角4,从伯敦谓为似己,恒以自随,出则同舆,人则共寝。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或疑己,便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时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定省,敦许之。至都,以敦、凤谋议事白舒,舒即与导俱启明帝。&ot;这件事究竟发生谁的身上,历来看法不一。
王敦与钱凤共谋逆事是指王敦以诛刘魄为名起兵于武昌以前,即公元322年之前亦或是公元324王敦再次起兵反晋之前。王羲之出生年虽有争论但不外乎公元303年、321年。王、钱共谋兵反的事与王羲之&ot;年减十岁&ot;不符。&ot;年减十岁&ot;,&ot;减&ot;作少于、不及解,&ot;年减十岁&ot;自然已与十岁相差不远,根据已掌握的资料,上述轶事如发生在王羲之身上,&ot;其年龄与事情发生的年代上有牴牾&ot;。
如果上述事情发生在王允之身上,能否成立呢?王允之卒于342年,四十岁逝世,出生年代与王姜之相同即303年。《晋书&iddot;王舒传》先叙述王允之字深猷。尔后从未成年的&ot;总角&ot;写起,从叙述的逻辑上我们领会到&ot;帐中假醉&ot;躲过杀身之祸,是&ot;总角&ot;以后发生的事。粗一看年龄与事件的发生的年代有矛盾,仔细分析,并无抵触。&ot;时父工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省,敦许之。&ot;王舒拜廷尉是323年,王敦与钱凤起兵反叛是324年,这在时间上没有矛盾。
《晋书》是唐代修撰的,九五之尊的唐大宗写了宣帝、武帝两纪和陆机、王菱之两传后论,其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再说唐大宗对王姜之书法佩服得更是五体投地,上述轶事对王羲之的形象增色不少,如果有依据证明是王羲之之事,《晋书&iddot;王羲之传》是绝不会弃之一旁而不收的,更不会将此事移至王允之身上。
可能由于&ot;诸书皆云王允之事&ot;的舆论压力,《晋书》的编撰者不得不恢复事情的本来面貌。至于《世说新语》为何张冠李戴,将工允之的事移到王羲之传中。有人认为那是因为王羲之名气大,撰写者将好事集中他身上,是有这种可能的。
四、王羲之是否有代笔人
在王羲之&ot;失郡&ot;以后是否有一位代笔者?一直是个疑案。这个疑案的源头,在《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陶弘景在1年减十岁时,沈校本为&ot;年裁十岁时&ot;。
2乃阳吐汗头面被褥,&ot;阳&ot;原作为&ot;剔&ot;,据沈校本改。
3方忆右军未起,&ot;忆&ot;原作误为&ot;意&ot;,据沈校本改。
4总角--男女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态如角,故称总角。
给梁武帝萧衍的信中写道:&ot;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ot;有人常引用这一资料,证明王羲之晚年的作品并非出自他的亲笔。那末代笔者是谁呢?后来推测是任静,也有人说是玄度,或是王氏家族的成员。对代笔一事有人却持否定态度。杨臣伟曾在《书法研究》上提了质疑1。他认为王羲之告誓辞官主要原因是他看不起他的上级王述。辞官后无官一身轻,他自己感到是一个天赐的良机,他仍热爱生活,关心他人。辞官没有使他一蹶不振,万念俱灰,&ot;失郡&ot;决不是他&ot;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代笔)&ot;的原因。王羲之辞官后,&ot;采药不远千里&ot;,说明他身体状况不差,他晚年虽患有多种疾病,但握笔作书还是不成问题,使人代笔看来不可能是健康方面的原因。从陶弘景所述,可知那位代笔人技艺超群,&ot;逸少亡后,于敬十七八,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ot;王献之完全模仿代笔者的字,模仿的结果仅仅是相似,从王羲之辞官到梁武帝开国一百五十多年,为何没有一个人透露过这一消息?
陶弘景曾为梁武帝鉴定过所藏法书,作品卷帙共五卷,他对&ot;第二十三卷&ot;、&ot;第二十四卷&ot;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其中有不属于王羲之作品的&ot;杂迹&ot;十五件,逐一指出其作者是谁。对于无法弄清作者的,加了评语,没有一件被认为是代笔者所书。&ot;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ot;很明显,发现王羲之代笔者的是梁武帝。哪些书迹是梁武帝圣旨标题为王羲之的代笔者所书?没有下文。代笔的问题除了陶弘景所说以外,其他古籍如《法书要录》均没有提及,既然代笔者是梁武帝发现的,还用得着陶弘景唠叨吗?梁武帝曾在《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说:&ot;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ot;说明王羲之学习钟书以后其书法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果承认王羲之有个代笔者,辞官以后的作品全是别人所书。怎么能说王羲之写的字意疏字缓呢?杨臣伟认为所谓&ot;皆使此一人(代笔)&ot;是件子虚乌有的事,是陶弘景编造出来的故事。杨臣伟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他的观点集中于一点就是王羲之没有必要请一个人为他代笔,每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有动机和目的的,王羲之不可能毫无目的请人为他代笔。现在剩下的问题是陶弘景又为何要向梁武帝编造那个故事呢?这是出于何种目的?杨臣伟认为梁武帝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但梁武帝在&ot;今不如古&ot;的儒家信条面前又惶惑了,为了使梁武帝体面地摆脱困境,又捞得一项&ot;发现权&ot;,所以陶弘景胡编了一个&ot;代笔人&ot;的故事。这仅是一种推测,缺乏有力的证据,不太容易服人。笔者认为对于上述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