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实践证明,无论兵器的杀伤力有多大提高,新兵器在理论上跟军事战术和编制的兼容统一,要比新兵器的发明或采用重要得多。
4.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通常可从以下几项标志中得到体现:(1)兵力部署趋向于分散,因而减少了暴露在敌新兵器下的人数;(2)部队有实施机动的更大自由;(3)各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得到加强。
5.上两个世纪里,军事发明以及新兵器的研制改进的步伐,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加快了,因此,从形成新兵器或改进型兵器的思路,到实战中采用新兵器的原型,其中的间隔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了。
6.从近代来看,新兵器和重要的改进型兵器,都是在大战结束后约15至20年内投入实战应用的;形成这一时间间隔的部分原因,是军事预算不足和兵器库存过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战时军事将领满足于他们已经熟悉的各种兵器和作战方法,因此(除少数例外)对发展新兵器不感兴趣。除非新一代军事领导人出现,情况才能改观。老一代当中有些人,正因为曾是兵器的革新者才成为军事指挥官的,但一旦地位变化,就不再关心新兵器的发展。
7.在近代和更早一些时期,从新兵器的采用到被军事体制所吸收,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造成这种时间上的延滞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前面已经指出的军事首脑方面的阻力。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发明新技术的速度在不断加快,而这种时间上的延滞现象却一如既往没有变化。当前战术核武器的应用被列入美军作战条令的情况也是如此。
8.判断新兵器或重大的改进型兵器能否被吸收应用有以下标准:(1)按照条令保证新旧兵器能够配合,从而能充满信心地使用新式兵器。(2)能够在进攻战中始终灵活有效地使用新兵器,充分利用作战指挥和手段上的优势。(3)能够按照条令的要求有效地对付预料到的和未料到的对方反击。(4)能够大大减少使用新兵器人员的伤亡,同时给敌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9.采用新兵器的先决条件有:(1)要有能干称职而博学多才的军事领导。(2)能够有效地协调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3)能够进行战场经验的评价和分析。
10.在20世纪中期至后期这个阶段里,人们尚未找到办法来保证实现上述第一个先决条件,也未能在和平时期利用战场条件,对新兵器进行真正的实战试验。但是,若能设置下列机构,并制定相应的科研政策,就能有效地协调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1)设置工业的、开发性的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一般的和技术性的军事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之间,以及跟政府的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2)这些科研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从事科研、开发和试验活动,以便各科研机构的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3)这些科研机构在兵器技术和学术理论的一切研究课题上,都应朝着一个共同而明确的目标各尽其力。
11.有迹象表明,通过对军事创造力及其基本性质的全面分析,努力发展用以刺激和加强创造力的各种手段,消除并减少对这种创造力的阻力,就可确保或者至少促进能干称职而又博学多才的军事指挥官的成长。
12.当今世界上,一国的军事改革能一贯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哪个种族具有特殊的军事才能,而是它的政治机构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政治机构跟科研机构和工业部门都有着正确一致的科学观点。
13.从1848年到1945年间的一个世纪里,普鲁士-德国之所以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主要原因是,它们比别国更早地意识到工业革命要求它们按照9、10两项提出的办法,采取系统的方法,来实现新兵器跟军事条令的兼容统一。这种由普鲁士-德国军队总参谋部采用的方法使它们能够充分而迅速地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战场经验,从而使德国比别国,或者比那些兵力上处于优势,而科学技术上差不多甚至更强大的盟国,占有重大的或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14.和平时期采用新兵器所必备的真实战场试验条件,近期内似乎不会有重大的技术性突破。因此,和平时期的试验结果,应当参照历史经验进行认真细致的检验,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确保试验结果的分析判断尽量做到真实可靠。
15.除了最近出现的战略核武器外,历史上还没有哪种新兵器或杀伤力更大的兵器,其本身就能够改变战争的打法,或者改变力量的平衡。除非它们已经被新的战术体制所吸收,从而使其杀伤力得到充分发挥,并能跟其它兵器配合使用。核武器是个例外。它的全部意义目前尚不清楚,因为它给战争带来的变化,以及它对国际关系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尚待实战的检验。
16.直到目前,将合理而有创见的军事思想运用于指导战争(无论是个人还是部门),要比发明任何新兵器意义重要得多。这种军事思想对于兵器枝术的真正吸收是必要的,在没有新式兵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也能改变人类事务的进程。
17.计算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应考虑下列兵器特性:发射速率,每次进攻的目标数,每次攻击的相对杀伤效率,有效射程,命中率,可靠性,战场机动性(如有可能)和作战机构的能力(如有可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