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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严复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似乎是在戊戌维新时期。通过刊发《论世变之巫》等政论文和翻译《天演论》,严复奠定了他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地位。戊戌维新以后至辛亥革命前夕的十年间,由于民主革命风潮的兴起,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与严复的思想和理想拉开了距离,严复早先所占有的地位渐次让给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过,就严复这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学术活动‐‐翻译西方名著而言,仍旧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因此,尽管人们对这时期严复的思想活动评价不一、理解有别,但给严复仍保留了相当的历史地位,肯定他的民主思想和在译介西方近世学术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相对来说,对严复的晚年思想及其活动,人们却很少作出认可甚至理解。由于历史的、个人的原因,在政治上严复与袁世凯政权保持着一种十分暖昧的关系,被袁世凯复辟帝制所利用,为时人所垢病;加上他年迈多病,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袁世凯编译一些战争动态外,基本上已不参与实际政治。学术上没有什么重要建树,思想也失去了感召力。倒是严复与他的学生熊纯如上百封通信,弥足珍贵,留下了一份他在那个大变革时代心态变化和思想波动的完整记录,特别是他对中西文化的重估和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探索,既招人物议,也引起人们连绵不绝的反思。

51 思想视角的移位

戊戌以后十余年,中国社会日趋动荡,反清革命风起云涌,严复的思想也相应发生了某些变化。有的论者认为,这时期严复的思想呈现出&ldo;中西折衷&rdo;的倾向。[1]的确,严复在20世纪初的十年间,由于社会环境的极大变化,他的思想性格走向成熟和稳健,而思想内容也更具系统化。

百日维新的流产,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饮恨菜市口,使严复蒙受极大的冤屈和痛苦。形势的急转直下,似乎只是应验了他早有的预感:

&ldo;今日时事无往而不与公学相同,无所立事,则亦已矣;苟有所立,必有异类横亘其间,久久遂成不返之势。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rdo;[2]因而,严复一方面深深同情维新运动的失败,为维新派而抱不平,一方面又严厉批评康有为、梁启超对酿成戊戌惨重失败之后果有责任。他说:&ldo;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rdo;[3]以为康、梁等人难辞其咎。

变法运动失败了,中国向何处去?自己能为挽救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做点什么呢?严复&ldo;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rdo;他因此认定,&ldo;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rdo;,并立誓&ldo;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rdo;。[4]此后十年,严复确实抛心力为之,严译名著八种,除《天演论》已先行世之外,其它七种均出版于此时。通过这些译著和所附大量按语,严复将西方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科学方法论、实证哲学,一齐介绍到中国,使得近代&ldo;西学东渐&rdo;从此获得了系统完整的理论内容和形式,从而也奠定了他&ldo;近世西学第一人&rdo;和启蒙思想家的不拔地位。

然而,时代风云变幻不定,社会政治急剧发展,严复的内心世界自然也随之起伏不平,呈现出某种复杂的情形。本来,严复认为,国家的兴衰是与国民的素质密切相关,他认定&ldo;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rdo;就是寻求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ldo;而民群之愚智,国俗之竟否,诚未易以百年变也。&rdo;[5]这种认识富有深刻的一面,也隐含着对国民素质估价极为悲观的一面。后者常常使严复陷入难言的困惑和苦恼,加上义和团运动和自立军事件等劫难接踵发生,严复不仅感叹维新变革无望,甚至也怀疑自己从事启蒙工作的意义。他每每哀叹道:&ldo;顽固欲为螳螂,吾辈欲为精卫,要皆不自量力也。&rdo;[6]其思想深处的苦痛由此可见一斑。

国内民主思潮的涌起,清政府&ldo;新政&rdo;举措的实施,革命团体的纷纷涌现,这些新因素既逐渐破除戊戌变法失败后所出现的那种消沉局面,又引发了严复对现实问题的紧张思考。

作为当时知识界&ldo;新学&rdo;的主要代表,严复仍不忘情于自己的思想启蒙事业和文化维新活动,除了借助于译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外,他还发表了一些时论和杂评阐述自己的文化主张。在文化观上,如果说戊戌维新时期,严复着重于引进&ldo;西学&rdo;,抨击中学的弊病,其重点放在&ldo;破&rdo;上;那么,这时他已开始关注民族新文化的建立,立足点放在&ldo;立&rdo;上。1902年,严复刊发了《与《外交报》主人书》,既对流行于19世纪后半期的&ldo;中体西用&rdo;模式给予了彻底清算,又否定了可能出现的&ldo;全盘性反传统主义&rdo;观点。他认为,变法最难以处理的矛盾是,既去其&ldo;旧染&rdo;,又能&ldo;择其所善者而存之&rdo;。新机崭露之际,追逐时髦的人们往往逞一时意气,试图完全抛弃旧文化,&ldo;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rdo;因此,要建立新的民族文化,就不能囿于表面的新与旧、中与西,而必须&ldo;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rdo;[7]亦即他以往提出的以&ldo;黜伪崇真&rdo;为尺度,择古今中外一切良善益法者,为我所用,为今所用。如何解决建设新文化的总体目标与现实的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严复认为,首先应该分清轻重缓急,就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看,&ldo;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且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rdo;[8]因此,西学须大量译介和输入。具体落实于学校的教育课程,从中学堂到高学堂的十余年,应以&ldo;务西学&rdo;为主,而&ldo;中学&rdo;及其旧有之经籍典章亦不当尽废。严复的这种认识,在近代中国那种救亡图存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在传统文化绵延几千年而产生的历史优越感的负累下,要处理好历史感情与价值取向的冲突,建设民族文化与学习西方文化的矛盾,的确是殊为不易。当近代中国人摆脱&ldo;华夷之辨&rdo;的传统思维模式,或提出&ldo;师夷之长技&rdo;,或走向&ldo;中体西用&rdo;,试图调谐和化解这一矛盾。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往往是片面的,一旦上升到文化整体的高度,他们便不约而同地自觉维护传统文化的神圣性。魏源如此,曾国藩如此,康有为亦如此,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游离传统文化这个&ldo;本&rdo;。而对严复这位饱尝&ldo;西学&rdo;新知的人来说,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不能适应中国的近代化,而近代化又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割裂;西学总体上比旧学先进、实用,但也须&ldo;择善而从&rdo;,且其有益的部分也须经过消化,而获得民族化的形式。严复这一文化观在同时代人中,堪称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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