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在谈到《天演论》的翻译过程时,也说:&ldo;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是,不过如是。&rdo;又称&ldo;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rdo;[26]他所附加的案语小注,也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了解。他有一部分译作,如《天演论》、《原富》等,偏重意译,对此他有明白交待。&ldo;译文明取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rdo;又承认这种译法,不可为训,&ldo;题曰达指,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rdo;[27]这种真实态度。也可说不背&ldo;信&rdo;字;他另一部分译作,如《群学肄言》,略近直译,较少讥议。
严复对自己的译作颇为自负。《天演论》出版后一年,他说:&ldo;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rdo;事实也确是这样,严译名著问世前,没有一本适应时代需要的&ldo;新学&rdo;书出现;以后,严译《原富》、《法意》等西方名著也长期不见新译本问世。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严复在中国近百年的翻译史上是系统译介西方近世名著的第一人,他的译著,他在翻译方面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是我国翻译工作者的一笔宝贵遗产。
32 严译展现的&ldo;西学&rdo;世界
严复翻译西方名著,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和精审才定夺译著,故每译一书都含有其深刻的用意。或根据时势的需要,对症下药;或选择他所信奉的理论原著,为之布道;或填补士人阶层的知识空白,提倡新知。他绝不是无的放矢,视翻译为玩艺儿。蔡元培先生对此曾分析道:&ldo;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说&lso;尊民叛君,尊今叛古&rso;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他在民国纪元前九年,把他四年前旧译穆勒的
onliberty特避去&lso;自由&rso;二字,名作《群己权界论》。又表示他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译了一部甄克思的《社会通诠》(etenks:historyof
politics),自序中说&lso;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rdo;[28]严复自己也毫不掩饰这一点,他为译著《原富》所写的&ldo;译事例言&rdo;,就是一个明证:
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29]
这是严译的一个特色,也是他的译著在当时取得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趣的是,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严复,他所选择的西方名著,大都并非十七、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除外)的理论著作,而是19世纪西方社会进化论、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代表作,这些理论是西方社会工业化后的产物,它们与其说是对启蒙理论的发展,不如说是对启蒙思想的反动。严复信奉他们的思想,自然也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卢梭的学说)持一贬斥的态度。严复的这一思想特点,亦即用西方的后启蒙思想的理论作中国的思想启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我们暂且不论,但它多少表明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早熟。后来&ldo;五四&rdo;新文化人在从事启蒙工作时,也带有这一特点。
赫胥黎《进化论与化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翻译该书当在1896年,正式出版于1898年,为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本。该书从翻译到定稿,前后共经三年时间,其中又有多次修改,内容变化很大。不仅表现在文字的增删、润色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严复为该书所加的大量按语中。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天演论》手稿及陕西&ldo;味经&rdo;本《天演论》,就是严复早期的翻译品,其中卷上《卮言》18篇,没加严复一条按语;而慎始基斋本却把18篇《卮言》改名为《导言》,并增加了16条按语。手稿卷下有《论))17篇,按语九条(其中一条为补写);慎始基斋本则有按语十二条,比手稿多三条。就研究严复的思想来说,我们应主要依据严复的按语。因为严复翻译是以&ldo;信&rdo;、&ldo;达&rdo;、&ldo;雅&rdo;为原则,因而严复所译《天演论》与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相比,文句次序虽有所不同,但却没有违背赫胥黎的本意。至于严复如何看待赫胥黎的思想,则只能通过他所附加的按语表现出来。严复在《译例言》中对自己所加按语的原因亦有所交待:&ldo;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之剪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rdo;那么,严复在《天演论》按语中究竟是如何阐述自己的思想的呢?
严复表明了自己推崇斯宾塞&ldo;天人会通论&rdo;的思想倾向,称赞它思想宏阔、结构严谨,&ldo;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rdo;,是欧洲晚近的绝作。严复认为,斯宾塞把进化论思想从生物学领域推广到&ldo;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rdo;,从自然领域推广到社会生活,揭示了人群进化的&ldo;公例&rdo;。这一公例就是&ldo;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改政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智、德、力者废&rdo;,&ldo;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rdo;[30]根据这一公例,严复看到今日中国在物竞激烈的世界中已处于劣势地位,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智、民力、民德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这正是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
既然严复赞扬斯宾塞的观点,为什么却去借助赫胥黎的著作来宣传他的思想呢?如所周知,1859年达尔文发表震动世界的名著《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理论,开创了近代生物学。此后,进化论思想迅速在西方知识界传播。赫胥黎等英国生物学家成为这一学说的坚决捍卫者,斯宾塞则受启于生物进化论,将之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1862年,他发表《第一原理》;1896年最终完成了&ldo;综合哲学体系&rdo;,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严复留学英国期间及其学成归国后,一直专注于进化论的探讨。在进化论理论学说中,严复对它有关人类行为的描述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对其生物学方面的阐说并不重视,斯宾塞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热衷的读物。斯宾塞&ldo;综合哲学体系&rdo;中的《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和《伦理学原理》等书,严复都曾涉猎过。
只是&ldo;综合哲学体系&rdo;&ldo;卷帙綦繁&rdo;[31],&ldo;其文繁衍奥博&rdo;[32]又涉及哲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社会、伦理、逻辑等许多学科,&ldo;以其书之深广,而学者之难得其津涯也&rdo;。[33]翻译如此庞杂的著作,对严复来说确实十分艰辛。即便是翻译&ldo;综合哲学体系&rdo;中的一部《社会学原理》,严复也认为&ldo;斯宾塞《群学》乃毕生精力之所聚,设欲取译,至少亦须十年,且非名手不办&rdo;。[34]因此像斯宾塞&ldo;综合哲学体系&rdo;这样的&ldo;大书&rdo;&ldo;译之功更巨&rdo;[35]&ldo;不可猝译&rdo;。[36]严复对翻译的慎审限制了他对译书的选择。所以他除了在《国闻报》上发表了两章《群学肄言》的译文外,对斯氏的其它著作都不敢冒然动手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