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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严复对康有为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说:&ldo;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不知保教之道,言后行先则教存,言是行非则教废。诸公之所以尊孔教而目余教为邪者,非以其理道胜而有当于人心多耶?……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rdo;[32]他之所以反对设立保教会,主要理由是孔子学说流传至今,已发展成多种流派,可以说纷纭复杂,设立保教会无所适从,不知保那一派。&ldo;据史以观,则知历代同奉孔教以为国教。然二千年来,改变极多。西汉之孔教,异于周季之孔教;东汉后之孔教,异于西汉之孔教;宋后之孔教,异于宋前之孔教。国朝之孔教,则又各人异议,而大要皆不出于前数家。故古今以来,虽支派不同,异若黑白,而家家自以为得孔子之真也。夫孔教之行于中国,为时若此之久,为力若此之专,即中国人之斤斤与外人相持,亦均以新法之有碍孔教为辞,若欲以国殉之者。&rdo;[33]自然,设孔教又有何益?!

(三)对西学的理解程度和兴趣所在不同。康有为对西学的把握失之肤浅,有时甚至是误解;严复对西学精义的阐释相对要全面、深刻。

康有为对于西方近代学术源流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之寻求&ldo;西学&rdo;主要是为了变法决策寻找理论依据,因此,他对西学的介绍侧重在政治理论方面。他提出&ldo;立宪法,开国会&rdo;,&ldo;设议院以通下情&rdo;,但他对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和国会制的实质却欠缺基本的了解。他在替当时的一个内阁学士写了一篇奏稿,内中说:&ldo;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行政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不得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矣。&rdo;&ldo;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来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rdo;[34]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光绪帝如何将政权下放,以求君臣上下同心协力抵抗外辱,达到救国强国的目的。有趣的是,康有为当时主张下放政权,但不主张全部下放政权。他所理解的君主立宪并不是西方所已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的实质是君主把统治权全部交给内阁,而自己居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虚位。最早实施这一制度的是英国,后来日本等国也起而模仿。在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还不知道&ldo;虚君&rdo;是君主立宪制的实质。他虽已提出三权分立、宪法等名词,也仅限于谈谈而已,并无实行之意。他所理解的君主立宪制的真正内容是&ldo;君民合治&rdo;,所谓&ldo;君民合治&rdo;,也就是介乎君主和民主之间的君民共主。这也可以说得上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构想。即使如此,戊戌变法也未做到这一点。民国成立以后,康有为结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回国参政,提出&ldo;虚君共和&rdo;,以示与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相对抗,然而这一口号除了为封建的遗老遗少所利用外,已无任何历史进步意义。

严复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背景有比较系统的了解,他之评介&ldo;西学&rdo;主要是为了更新中国士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对西学的介绍侧重在哲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上。

关于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他说:&ldo;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诚,践其至实之途。&rdo;[35]科学精神不仅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也是对于人的思维的一种严格训练。他说:&ldo;且西土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测算者,不终身以窥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验物质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恫疑虚揭,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rdo;[36]这里所批评的&ldo;恫疑虚揭,荒渺浮夸&rdo;正是传统士人治学所存的严重缺失。

严复对近代西方科学发展源流作了回顾。西洋&ldo;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牛顿);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瓦特)。……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以柏庚氏(培根)之摧陷廊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学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借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免而已矣。&rdo;[37]严复当时所具备的这些近代科学知识不仅康有为不能及,而且在同时代人中也是凤毛麟角。

关于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严复指出:&ldo;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rdo;考订或称&ldo;观察&rdo;,或称&ldo;演验&rdo;。在聚列同类事物的时候,有些&ldo;非人力所能变换者,如日星之行,风俗代变之类&rdo;,对于这些事物只能用&ldo;观察&rdo;之法;有些&ldo;可以人力驾御移易者,如炉火树畜之类&rdo;,对于这些事物只能用&ldo;演验&rdo;之法。&ldo;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rdo;古代中西学术大致只做到考订和贯通这两步,&ldo;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rdo;,近代科学发明了一补救方法‐‐试验。&ldo;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rdo;。上述科学方法的三个层次从逻辑上来说就是&ldo;内导&rdo;和&ldo;外导&rdo;,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归纳法和演绎法。&ldo;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rdo;,这就包括考订和贯通两层;&ldo;外导&rdo;则是用一个已有的公例作为前提,&ldo;合例、案、断三者,于名学中成一联珠&rdo;,由此推出&ldo;断案&rdo;,如果这个断案合乎事实,这就证明公例是正确的,所以外导是&ldo;印证愈多,理愈坚确也。&rdo;[38]这实际上指的是试验。

严复上述对西方科学方法的介绍,可以说是抓到了近代科学的实质。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人们一般注意到&ldo;考订&rdo;(搜集材料)和&ldo;贯通&rdo;(寻求规律),但很少能进入第三层‐‐&ldo;试验&rdo;。因而近代科学实验法与&ldo;中学&rdo;无缘。鉴于清代士人钻故纸堆的倾向,严复还特别强调,研究科学&ldo;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rdo;。他说:&ldo;赫胥黎言:&lso;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rso;。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见解不同,常常有误。而我信之,从而误矣。&rdo;[39]他这里所说的&ldo;无字之书&rdo;,就是自然和社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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