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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与代价(第1页)

在生理学家贾·戴蒙(jareddiamond)看来,这个“南岛语族”,可能是被说汉语的华北人,从亚洲大陆驱赶到太平洋上来的,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当年华南人的孑遗。如此壮阔的史前大波澜,也被戴蒙建构成一种简略的“语言代换”过程(s),可参见其名著《枪炮、细菌与钢铁》。此说基本脉络是,华北的汉语族群向南扩张,驱赶或同化了华南土著,即那里的苗瑶语系、傣/佧岱语系的族群,而后者迫于来自北方的压力,则从华南扫过热带东南亚,包括泰国、缅甸、越南、马来半岛,掀起另一波更为彻底的语言剧变,把先前曾在那里的语言统统消灭。于是,残存于大陆汉语海洋中的苗瑶语系,成为语言孤岛;南岛语系则饮恨大陆,存活于整个太平洋上。(见王道还、廖月娟的中译本,台北《中时出版》,一九九八年初版)。

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有点像是把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摆进生物、地理、环境等新学科中,做了崭新的综合和阐述,要旨无非是,地理环境、气候、物种等先天优势,注定了谁能获得农业的先机,便可独领风sao于史前,而滞留于狩猎/采集阶段的族群,只剩下灭族的份儿,其断言“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决绝,比天演论有过之而无不及,却都是言之成理的。“语言代换”写来轻松,却涉及战争、谋杀、传染病、移民杀戮土著的血腥过程,最后迫使降族采用新语言;而华夏正宗从来蔑视未开化的夷蛮戎狄,汉文明的扩张,一向也是征伐驱赶、招降纳叛、改土归流。神州自古东有九夷,南有百越,相传楚灭越,而越之子孙流落波涛大海;百越之族则遭北方华夏人挤压,亦避遁南亚,此皆为上古历史,恐怕还不是新石器时代那邈远的一万年前的波澜呢。

戴蒙以演化生物学等多学科重建史前史,认为中国至少形成了两个“ion),一北一南,但是只有在华北孕育出来的一种文字书写系统,所向披靡,翦灭了任何其它的可能xing,此乃汉文明一统天下的灵通宝玉,也使戴蒙教授困惑于中国无数其它语言消失而只剩汉语独霸的反常。一般而言,人类学研究中,遗传的证据最有信服力,文化证据次之,语言证据则最弱,但是在中国文明的个案里,恐怕需要倒置这个顺序才行。关于中国,离了汉语和汉字,便什么历史、文明都免谈,倒也左证了戴蒙之“语言代换”说的睿见。

中国对东亚三国的汉化

&nb,即中国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和扩张,西方汉学领域早有的一个说法,也译为“中国化”,一个新译法干脆叫“华化”,对应的词是,脱汉。汉唐两朝,中国文明强盛而远播四周,但并非无远弗届,其间自有其限制。华夏文明覆被四海,无非是汉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其中有一半还归功于佛教的法力。汉化的历史积淀,即“汉字文化圈”/“中国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三国:韩国、越南、ri本。

汉化第一波的兴起,应是汉武帝在公元前一百年征服高丽,佛教被立为国教,中文书写也被引进,国王还设馆教授儒学。但是中国的文官制度却在高丽无法战胜当地豪强,也使中国不能彻底控制韩国,到唐朝依然。唐朝改采朝贡制度,接受高丽的藩属地位,此宗主关系反而使汉化在韩国达到高峰,中国的技术创新、时尚、礼仪皆在韩国落地,上层社会习儒为荣,而平民阶层信佛成风。

南亚的越南,却在文化上更duli一些。汉唐之间,中国征服越南,并引进其稻米种植,北方的农业和人口增长甚为受益,越南则从中原学来灌溉技术,其农业也受益匪浅。越南对汉化,没有韩国顺遂,其区别在越南人的忠孝观和妇女地位,跟中国有明显差异,儒家的父权制(patriarchy)在此没有适宜的土壤,反而是佛教更受欢迎。中越之间的交换互利,似乎可以归结为两件大事:大米与佛教。

综上所述,华夏泽被,皆朝东南:一个岛国、两个半岛。汉文明背后的亚洲腹地,则是游牧人的跑马场,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盛唐嘎然而止。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争夺生存空间,即胡汉之争,充填中华两千年史,戴蒙教授的游戏规则到此失灵,农耕人并不占便宜,毋宁是几番夷狄入主,明末顾炎武所谓“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说十三世纪的“蒙古风暴”洗劫欧亚,万里荆棘铜驼。野蛮人有时候也“创造历史”。汉文明在血泊里依旧有“同化”的韧力,不觉自己也被野蛮“同化”了几分,却是无人深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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