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瑾此前之所以觉得,拿出“科举制”就能碾压东汉当时的制度。
自然是因为穿越者对历史知识的迷信,思维惯性之下,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是被诸葛亮提醒点拨后,以他的智商,还是很快反应过来、问题出在哪儿了:
历史上,科举制改革也好,九品中正制改革也好,都是发生在什么环境下的一言以蔽之,是“天下趋近于安定之后”。
当然,或许有人会反驳:历史上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的时候,明明还是乱世呢。
但实际上,如果回到当时人的视角来看,就不难发现,九品中正制实施时,曹丕已经觉得自己挺稳了,因为当时刘备和孙权已经发生了内讧,孙权还成了“大魏吴王”。
至于后来刘备死后,曹魏就更是没把南方诸侯当回事,直到诸葛亮北伐之前,曹魏都是“但知蜀中有刘备,不知其余”。
所以,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时,与其说是想搞一套战时人才选拔制度,还不如说是想立一套自觉天下太平后的选官制度、进行一下权力的分赃,换取世家大族的支持。
也正是实施了九品中正制后,曹魏牺牲了曹操时期唯才是举的锐意进取,变成了求稳守成的状态。九矿打一矿都经常被季汉反推,尤其是诸葛亮北伐那几年,打得司马懿只能避战。
至于历史上后来大名鼎鼎的科举制,成为一项定制,那也是隋炀帝杨广大业年间的事儿了,这同样是一项“天下太平”后的选官取士制度,不是给乱世用的。
……
“刚才真是灯下黑了,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乱世,一个人才从0到1的表现机会,是很容易找到的,因为有激烈的对抗、竞争,只要有本事,就容易露出苗头,被人赏识。
所以界定一个人才如何从0到1的制度改革相对不太重要,后续从1到n的考核才重要。所以‘考成法绩效考核’的重要性,才重于准入门槛的考核。
到了和平年代,因为没有那么立竿见影的高烈度对抗、没法让两个政权的优劣性直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真刀真枪遛一遛’,所以准入门槛的考核才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科举也好,体制的考试也好,都是适用于那种环境的。”
想明白这一点,诸葛瑾终于豁然贯通,也意识到自己刚才随口套用的思路,错在哪儿了。
这就好比后世那些市场竞争充分的行业,那些小公司招人其实没必要那么考虑学历。尤其是新兴行业变化快的,甚至可以靠外包解决一部分工作。然后发现外包公司里哪个真有本事的、能把项目做成的,哪怕大专学历,也能不拘一格招进来。
但是,如果是没有充分竞争的行业,和平年代难以考核的行业,比如体制里的很多职务,那就只能考核时卡学历门槛了。
当然,也不是说做官不能考核,只是不如商战、热战那么容易考核。如果考核得太狠,容易导致做官的只求完成kpi、只看眼前短期利益、放弃长期主义的追求。
无论怎么说,战时状态永远是考验文武人才真材实料最好的试金石。
所以历史上的曹操和诸葛亮,其实推行的都是法家之治。他们不太在乎人才最初的准入,他们只在乎最初准入后的做事效果。强调赏罚分明、有法必依就够了。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强调诸葛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就是这个道理。
如今,又叠加了一层“曹操破坏了大汉原有的官制,刘备要维护旧制”的考虑。既然如此,把那些所谓科举改革的雏形思路暂时押后,等天下更太平一些、至少是刘备占据绝对优势后再推行,也不会迟。
“确实是我疏忽了,令君所言,甚合物理。我大汉治国,本就王霸道杂之。治世多用教化,乱世先求明法。如今要的不是选官的新法,而是赏罚分明公平。我说的那些,确实稍微远了点,将来讨逆成功再考虑不迟。”
诸葛瑾最终虚心承认、自己在这一个小点上激进了些,不合时宜。
为了显得郑重,在刘备面前,他和二弟讨论大政方针都是喊对方官职。诸葛亮喊他“司徒”,他喊诸葛亮“令君”。
工作的时候要称职务嘛。
刘备听了诸葛瑾自己的剖析总结,也终于明白了其中道理,连连点头,还中肯点评:
“子瑜想事,每每天马行空,成百代之治。只是有些东西,确实不适合眼下。孔明务实谨慎,能兼顾眼下和长远,也算是各有所长。”
一旁的鲁肃,也是饱读经典的,便也顺势凑趣:“昔公孙鞅得景监举荐、初见秦孝公,言五帝之道,不得时宜。再次觐见,言文王之道,三见之时,方言及桓文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