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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怎样写成的（第2页）

3。对于八卦的隐语，《说卦传》隐其多半，显其少半。八卦中包含天干十日，天干中又包含阴阳五行。《易传》以乾、坤、坎、离、震、艮、巽、兑为其谜面。《说卦传》以隐语解释隐语，只揭示了坎、离二卦的谜底。所说乾为天，而实为阳（或阴阳，即地下的太阴），所说坤为地，而实为阴。所说震为雷，而实为木。所说艮为山，而实为土。所说兑为泽，而实为金。所说巽为木，而实为包含五行的万物的种子。木触电则有雷，故以雷释木。积土成山，故以山释土。金能生水，故以泽释兑。谷物属木，故以木释巽。对于八卦，如果不显示一两个卦的谜底，就难于使人知道八卦中包含有阴阳五行思想了。

八卦相配，成为四对。帛书取正对卦，不取反对卦，因各对象征奴婢，奴与婢具有矛盾的同一性，并非敌我关系。帛书八经卦所组成的四对卦，又可象征弓矢。艮为弓，兑为矢。坎为弓，离为矢。巽为弓，震为矢。弓与矢虽相反，而实相成。帛书八经卦所组成的四对卦，与《说卦传》下面的一段话，可以互相印证：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天地为乾、坤，乾上坤下为否卦山泽为艮、兑，艮上兑下为损卦雷风为震、巽，震上巽下为恒卦水火为坎、离，坎上离下为既济卦以上四对卦的顺序，当以帛书为准。其所表达的思想为阴阳五行，就是在阴阳（日人地下）的时候，月的运行规律为三易、简易（连山）、变易（归藏）、不易（周易）。

乾坤成否，表示阴阳，是日无光。艮、兑为损，即月之下弦，月由明人晦。坎、离为既济，水在火上为月晦。震、巽为恒，即月之上弦，月又复苏。坎为习坎，弓在陷阱，有箭不发以待时，箭则“居易以俟命”，故云“水火不相射”。

阴阳五行思想是以天象影射人事。既是阴阳，又是月晦，日月无光，上下昏暗，此时必有持弓箭者出，“武人为于大君”。（履卦六三）人类社会出现的这类威侮五行（五路）的武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不为汤、武，便成盗跖。

卦有卦画，一卦六画，谓之六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

《文言传》解释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彖传》解释六十四卦的卦辞。《象传》解释六十四卦的卦象和爻象。以下分别作一些说明：

《文言传》对坤卦六四的解释是：“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这里所说的就是变革风暴到来之际的形势。天变而日无光，地化而月无光。天地闭指日落，贤人隐指月晦。草木蕃指天造草昧，潜伏着叛亡者。时机未至，宜于藏弓。及至时机到来，便脱颖而出。坤卦是地道卦，六四的月象为月晦。月晦无光，不宜于射，故须谨于待时。

《文言传》用隐语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左传（襄公九年）》鲁穆萎用以解释随卦的卦辞。《易经》以月象表示射德，元亨为上弦，弓满则射，利为下弦，贞为月晦，射箭中正，射者必须有仁、义、礼、信四德。

《文言传》解释乾卦上九，说：“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又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彖传》解释卦辞，就卦辞所提出卦的中心思想加以阐明，间或也解释卦名。下面举两个例子：

（震下坎上）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解说）卦辞中的元亨利贞，已见乾卦。但是乾卦讲的是一般的射道，屯卦讲的却是特殊的射道。屯通钝或豚，是地的隐语。地下设置弩机，如同建侯以待敌。彖辞首先指出弩机的特点。刚（箭）柔（弓）始交而难生。难者指箭受制于弓而不能发，箭难而弓易，箭只有居易以俟命。“动乎险中”既言卦象，又言卦义。震为动，坎为险。平时不动，动则射而必中。弓既张满，则箭发如雷，下落如雨。陷阱是天生地设的“草昧”。

再以师卦为例：

（坎下坤上）师。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

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解说）彖辞首先解释卦名。其次，就卦体、卦象阐明卦义。第二爻为刚中，与五相应，卦体表明善射。坎为险，坤为顺，卦象表明射手的勇敢善战。

《象传》解释爻象者，随爻阐明意蕴。其解释卦象者，多由卦象引申出伦理道德思想。例如：乾卦象曰：“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师卦象“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地中有水是隐语，水为险，险指陷阱，其中有箭。

彖、象两个字表示阴阳。彖字本意是豕，豕为地之隐语，地为阴物。象是南方的动物，故以之象征**。**表示物象，阴物表示物体。因此，《象传》解释卦象和爻象，《彖传》解释卦象中所包含的实体。

《系辞传》是《易经》的通论，由许多阐明《易》理的记录缀合而成。由于编简脱落，更显得内容庞杂，需要整理。自从马王堆帛书出土，我们约略可以看出《系辞传》的原貌。

有人说《易经》是一部史书？易经真的是史书吗？易经被列为群经之首？史书最早隶属于经。自从晋代创立四部分类法后，史部才独立于经部之外。其后隋代王通更以史统经，提出了三经皆史之说。他说:“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舂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文中子?王道篇》）他只说到《书》、《诗》、《春秋》三经，其对《易经》的看法如何，无从得知。

到了宋代，程颐提出了九经皆史之说，谓“九经，天下之史也”（《二程语录》卷十六）。其所持理由，虽不可知，但九经之中，不会没有《易》。

及至元明两代，随着理学的发展，五经或六经皆史之说，甚为流行，也影响到程朱的对立派——阳明学派。《阳明语录一?徐爱》记:“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可见在经即史这一问题上，王阳明与程伊川是一致的，并不如时贤所说的“如炭投冰”。不过明言《易经》是史，则似乎始于阳明。

清代章学诚继起提倡六经皆史。他在《易教篇》（上）说明了《易经》何以是史。由于它是政教典章，他说：“夫悬象设教，与治宪援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