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这真是最为漫长的一天,老人陷在记忆之海中不可自拔,记忆如海啸,那些士兵,那场战争像沸水一样在他衰老的身体内翻滚,他必须把它们倾倒出来。尽管老人的儿子一再央求他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但老人置若罔闻,没有一刻间断。看到他不断蠕动的干瘪的嘴唇,有时我都有了汗毛直竖的感觉:这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吗?当然,这种令人恐惧的念头还有来自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担心,老人万一激动起来,有个意外就不好了。即使没人怪我,我也不会原谅自己。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都是一段悲惨的经历,谁愿意再细细地回想起那时的每一个细节?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艰难程度不亚于在南京的抗战。事实上,老人的确沉默了几十年。除了本能的自我保护,躲避诸如文革这样荒唐的运动,是不是他本人也不愿意再回忆?
夜晚像张密不透风的网一样罩在头顶,因为污染,更多的星星被遮在了天空之外,廖廖几颗倍显寂寞,就像眼前脸庞被遮在灯光阴影中的这位老人一样,几十年来,没有人肯来问一问他经历过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已经死去很多年了。是我把他唤醒了,他一旦醒来,就不想再死去了,或者说,他要在死去之前,让那些曾经跟随在他身边的亡灵活下来,不能跟着他一起沉睡在坟墓里。我看得出来,他对我寄托着太多的期待,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讲出来。
我一定要把这个小说写好。
老人终于意识到天色已经很晚了,他愣愣地看着我,喃喃地说:“白天怎么总是这么短啊。”
我怕他会接着继续沉缅在往事之中,忙站了起来,说:“李老,时间已经不早了,你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
老人的目光里泪花闪烁,浑浊的眼睛里充满血丝,他微微地喘着气,呼出来的衰老的气味在风中无力地飘散,他像怕冷似的缩着松弛的脖子,但双手紧紧地抓着藤椅的把手,努力地想让整个身子直起来。他在竭力地忍受着回忆带来的痛苦,尽可能地掩饰着自己的悲伤和哀痛。他对着空荡荡的夜空出神,脸上露出了疲惫的神情,低低地说:“唉,不说了,年轻人,你走吧。”
我应了一声,顾不得再安慰老人。南京保卫战即将结束,一支野兽大军的军靴将踏进这个古老的城市,把这个城市的灵魂辗成肉泥。她曾经美丽过,充满着梦想、爱情,也充满着五光十色的欲望,但这一切很快都会被毁灭,她将在血泊中哭泣……我忙慌慌地走了。
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不知道末班车还有没有。我几乎是一溜小跑赶到了公交车站,还好,那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还在。奇怪的是,只有那个叫曾小艳的售票员抱着膀子站在那里,她有点烦躁不安,不停地走来走去,斜挎在肩上的票夹晃来晃去,和她一样有点不耐烦。她看到我,急急地说:“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有点惊讶:“你们在等我吗?”
她愣了一下,可能也觉得自己问得有点奇怪,她弯下腰,向车子下面看了看,答非所问地说:“车子出了点毛病,趴窝了,天啊,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要是修不好可怎么办?我们都回不去了!”她的声音里带着点泪水的湿润气味。
我弯下腰看了看,司机嘴里咬着一个小电筒,正在车子下面鼓捣着。我心里有点高兴,如果车子没坏,也许一个多小时以前他们就走了。我忙安慰她说:“车子会修好的,我们会回去的。”
她眨着大眼睛看了看我,像邻家女孩那样很乖地点了点头。她好像有点冷,把两只膀子抱得更紧了,我甚至还听到她牙齿咯咯颤抖的声音。她怕再张口会有冷风灌进来,让她的身子更冷,于是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她簌簌发抖的样子看上去更加让人怜惜。
好在车子终于修好了,只有我一个乘客,我们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南京,可能心情都不好,一路上没人说话。
我在雨花台站下车了。年轻的女售票员把手放在开车门的按钮上,眼神友好,像一个温柔的淑女。我习惯性地扭过头来,朝她点了点头。她看到了,抿了一下嘴唇,友好的眼睛变成了一朵微笑的鲜花,既不夸张也不过分含蓄,一切恰到好处。我目送着公交车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里突然有点极不老实的惆怅,要不要把那个像鲜花一样的笑容珍藏在记忆中?
是的,她的容颜已经刻在我的心上了。
雨花台的夜晚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潮湿的南京总是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苏宁电器的大门紧闭,那些塑料人一样的迎宾小姐消失在了夜幕中,在昏黄路灯的照耀下,苏宁电器像一个趴在地上的不动声色的怪兽,天亮的时候,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满脸欲望的人群。几只野猫蹲在门口,呜呜地叫着,不知道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还是纯属无聊。
大队的日军已经过去,雨花路上那匹死去的黑色军马仍旧站在那里,那个死去的国军骑兵仍然直直地坐在上面,他的眼睛还在吓人地瞪着前方一动不动。道路两旁,堆积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尸体,鲜血已经凝结成紫色的了,野狗已经出现,尸体太多,它们对那些干枯的老人的尸体已经不感兴趣,跳来跳去地挑选小孩和少女的尸体,呜呜地叫着撕吃着内脏。它们嘴里塞满东西,叫声含糊不清,就像哭声一样。就连这些畜生也会为南京哭泣吗?我摇了摇头,畜生是没有理性的,就像那些日本兵一样,几十年后,他们还会穿上已经褪色的旧军装,沾有无辜中国平民鲜血的旧军装,拿着锈迹斑斑的军号,列队来到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在异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强奸的魔鬼,包括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的松井石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多少改变。
所以,要在下一场战争中取胜,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不想这些了,还是回到1937年12月的南京。
那些野狗仍然在撕吃着受尽屈辱死去的人们。人死了,还要再受野狗的折磨,说来也是中国的狗呢。我伸出手,握成凶狠的拳头,冲着它们吆喝起来:“快滚!快滚!”它们抬起头,红色的眼睛在月光里闪着邪恶的光芒,它们并没有退走,反而冲着我汪汪地叫起来。我四处张望,想找块石头把它们砸走。地上全是粘稠的鲜血,根本看不到水泥路面。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椭圆形的石头,我弯下腰把它抓在手里,软软的,那是个婴儿的小脚。我的头皮发麻,赶紧把它扔掉,慌慌地逃走了。
我不想再这样写下去了,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在1937年12月和第二年的1月,我在南京只能看到这些。到处都是死尸,把头转向一边,还是死尸,那是一个池塘,漂着一层尸体,它们不是腐烂发臭而浮起来的,而是整个池塘堆满了,水变成彩色的,在月光的照耀下,红色最艳,散发着尖利的光芒,我的眼睛被刺得很疼。池塘边还有一具尸体被日本兵的军刀从左肩膀砍下来,脖子被砍掉一大半。各种各样的尸体都有,有的无头无脚,有的缺手少臂。路边的电线杆上,挂着一具被烧烂的尸体,只剩下龇着牙的头骨和半截身子,腿和膀子都没有了。第二根电线杆上挂着一串耳朵,从上面一直垂到地面,有几百个吧,耳朵破破烂烂,有脏得发黑的,可能成年累月没有洗过澡,也有白晳的女人的耳朵,她也许是一个还没来得及逃出南京的富家小姐……
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过来了,一边走着一边在嘟哝着什么。越来越近了,是个老人,满头的白发,身子枯瘦,手像鸡爪一样颤抖着。他的脸上布满老人斑,两腿走得软软的,一阵微风吹来就足以把他刮倒,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吧。他能在这座已经死掉的城里活到现在,真是一个奇迹。你不能不感叹生命是多么强劲。我充满尊敬地看着他,但突然就愣在那里,他穿着一件银色西装,还扎着一条红色领带,这不是一个生活在1937年南京的老人,而是应该生活在2009年。他怎么也出现在了1937年12月的南京?他和我一样遭遇了时间回旋吗?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浑浊的眼睛茫然地瞪着前面,喃喃地说:“唉,真惨啊。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煤炭港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来,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风从头顶吹过,像死去的30万南京同胞的哭泣,七十多年过去了,他们日复一日地在南京上空徘徊,久久不肯离去。我的头皮发麻,作为一个军人,我受不了这些哭声。那些哭声从破败的铜井镇一直跟着我到了雨花台,那些冤魂的哭声从地下钻出来,像轻烟一样漂浮在空中,它们挂在南京的树上、城头上,浸透在南京的每一寸土地,这是一个阴气重重的城市。
前面就是大方巷,四个日本兵提着步枪,枪刺上滴着鲜血,嘻嘻哈哈地从巷子里一个院子里出来了。
他们看到我,端着枪恶狠狠地瞪着我。没什么好说的,杀掉吧,就算毫无意义,还是杀掉吧。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畜生了。他们不是军人,只是一群披着军服的畜生。畜生们是不讲理的,你也无须和他们讲理。
那家院子里躺着三具尸体,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脸上血肉模糊,头颅破裂,豆腐一样的脑浆淌了一地。她的眼珠迸了出来,挂在那堆烂泥一样的碎肉上瞪着月亮。她的旁边一块也许平常是当做凳子用的大青石,一个一岁左右的婴儿被摔死在上面。门口前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她全身赤裸,乳房被日本兵用刀割掉了,阴道里插着一把刺刀。屋里很暗,透过窗户的月光照在床上,床上是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白皙的脸庞红肿,也许是她最初的不顺从招来日军的毒打,美丽的胴体上涂满了肮脏的污泥,长长的秀发覆盖着她受伤的脸庞。我突然觉得有点眼熟,这不是那个中华门下被日军轮奸的少女吗?她不是那个开往铜井的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曾小艳吗?我把她的秀发拂起,果然是她。时间越来越乱了,事情越来越糟糕。她难道和那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样遭遇了时间回旋吗?大概是这样了,她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个票夹,里面也就是几元硬币而已。她到死都在保护这个票夹吗?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脱下身上的迷彩服,轻轻地披在她的身上。那个长生寺的和尚也曾给她脱过袈裟。我们身为男人,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同胞姐妹,她们死了,总该让她们有点尊严吧。
月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有点恍惚,是啊,1937年12月,南京城里那么多女性遭受了侮辱,遭到了屠杀,那些男人们呢?为什么反抗的男人们那么少呢?相反,敢于反抗的多是女人。有怀里揣着剪刀,宁愿杀死日军然后被杀也不愿受辱的,还有一个叫李秀英的女人把日军的军刀拔出与日军搏斗,甚至还有一个小学女教师弄来了一支枪,躲在床下面,一枪一个打死了五个日本兵……有和日军拼命的男人吗?当年的一个幸存者回忆说,他们四个男人在逃往难民区的路上,见到一个日本兵在强奸一个少女,他们四个男人躲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四个精壮的男人,就那么看着一个已经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糟蹋着中国的女人,居然连口气都不敢喘。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把这当做苦难来展示,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当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与其说他们是幸存者,不如说是苟活者更为恰当。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并不愿意,也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沮丧,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刚要转身出去,床下传来一阵籁籁的声音,就像老鼠爬过一堆丝绸一样小心谨慎犹豫不决,又像是传说中的鬼魂使劲地要从墙中挤出来一样。我虽然一直坚信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鬼,但还是觉得头皮发麻。最先露出的是一个梳得油光的脑袋,接着露出了他苍白的脸。他瞪着眼睛看着我,牙齿格格地响着,身子瑟瑟地发抖,震得屋中的灰尘在月光下更快地舞蹈着。他被吓坏了。我向他伸出了一只手,说:“你别害怕,我也是中国人。”
他的目光闪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有了点肉色。他抖抖索索地把手递给我,那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啊?冰凉冰凉的,甚至比大街上死人的手还要冷,比冰冷还要冷,顺着我的手传到我的胳膊,胳膊也要被冻僵了,然后又爬到我的脸上,我的脑袋里,我不由打了一个冷战。这是个被吓坏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