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大亮,新的一天开始了。开往铜井的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仍然是那个中年妇女。她似乎和我一样没有睡好,眼角皱褶更深地呈扇形向四周扩散,并且还多了一个淡淡的青色眼圈,脸上除了那种粗野、傲慢、冷漠的神情,还多了一些疲惫,像一块憔悴的抹布,有时嘴巴微微张开,随时准备打上一个长长的哈欠。我把钱递给她,她头也没抬,撕张车票递我手里。
早上乘车的人很多。我从一堆人肉中挤出来,站在一个靠着窗子的位置,默默地看着外面清冷的世界,所有的心思都跑到那个年轻的女售票员身上了。她怎么还没来呢?她有什么事?她还会再来吗?
年轻人,来得挺早的啊。
老人早已经准备好了,仍然是坐在院里的阳光下,虽然随着冬日的阳光吹来的风依旧清冷,但他似乎并不怕冷,就像面对战场上横飞的子弹,他高高昂着衰老的头颅,竭力把身子挺得更直,这使他更加吃力,不时发出喘气的声音。他脸上任何青春的痕迹都已经消失,每一条皱纹都记录着那些充满惊涛骇浪的岁月。他内心深处的往事仍然像风卷过的麦浪一样翻滚着,把他整个人都覆盖了。他的目光总是盯着遥远的地方,有时会突然停顿下来,好像衰老的躯体已经锁定不了轻烟一样的灵魂,它一声不吭地又溜回到1937年的往事之中。村庄一片安静,农家的狗叫声从一幢房子跳到另一幢房子上,撞到不远处的山梁上又飘落下来。老人的儿子像一个相伴多年的老伴,目光总是追随着老人的脸部表情,和他一样悲伤和欢愉,有时还会伸出同样干枯的手,把老人的衣服向里面拉拉,防止寒风灌进身体。老人接受了他的好意,一切都是那么平常和温暖。
回忆和1937年12月13日碰头,地点是安全区里。
安全区像个破烂的蚂蚁窝,微小的蚂蚁组成的河流漫到了楼房里、过道里、大街上。这些可怜的人们脸色阴郁地坐在地上,身边放着破旧的小箱子,怀里抱着干瘪的包袱,还有流着鼻涕的小黑狗一般的孩子依偎在身边,尽管不懂世事,但大人们的恐惧深深地感染了他们,他们绷着脸,表情和大人们一样苍老疲惫。他们中有的是从郊区赶来的,有的是在睡梦中被大火和枪炮声惊醒,慌慌地跟随人流来的,他们把命运交给了未知,脸上笼罩着不知所措的、绝望的、逆来顺受的神情,突如其来的变故像堆在一起的厚厚的阴云压在他们头顶,这使他们清瘦的面孔更小、更干瘪,样子更可怜。他们像一堆被扔掉的衣服彼此堆在一起,低声地议论着令人恐惧的消息,像大群大群的蚕在漆黑的夜晚咬吃着桑叶。当王大猛和大老冯带着丢儿和那个女人到来的时候,他们无动于衷地抬头看了一眼,目光里空空荡荡,没有一点内容,他们的表情已经僵硬,不会哭泣,也不会愤怒,像一粒粒被风吹来的种子落在地上,风吹哪里算哪里。
安全区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的汉字像一个个气喘吁吁的老人一样站得歪歪扭扭的,显示着书写者的急促与慌乱。这是南京国际安全区里的外国人写的:
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
1.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3.我们提请注意,难民区是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4.如果日本人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向他们实施任何抵抗。
对于安全区来说,这样的通知是必要的,他们想要把它打造成一个非武装区。事实上,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这20余名外国人为保护中国人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安全区内发生的不幸事件,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几十年后,当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主席、纳粹党员拉贝的孙女在阅读了祖父在南京写下的日记后,她认为:日本人在南京对受难者的折磨甚至超过了纳粹残暴程度,日本比希特勒本人还要坏得多。
可以肯定的是,王大猛和大老冯他们在安全区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并没有见到过拉贝,安全区内毕竟有20多万人,20余个外国人平均一个人要照顾一万人,他们不可能见到每一个难民,但拉贝等人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对中国人的帮助,永远都值得我们感谢。
躲进安全区内的士兵不是少数,当王大猛和大老冯他们穿过一条马路,进入金陵女子大学时,一地的枪支、弹药、军装、绑腿和其他军用品一下子扑面而来,那里简直成了一座巨大的垃圾山。在王大猛的记忆中,这些军用品几乎可以装备一个师了。
多么可悲啊,一个师的装备,居然连一个日本兵都没打死。
在这座武器垃圾山前,聚集着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雇来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任务是在日军赶到之前把这些武器掩埋烧毁。当他们看到王大猛和大老冯时,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有点发愣,也有点惊讶,那么多士兵早就换上了便装,把武器丢在了大街上,到了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人提着步枪,带着手榴弹,穿着带着血迹和被炮火扯得破破烂烂的军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明亮的阳光下。他们甚至没有反应过来,当这两个奇怪的军人就要经过这座垃圾山时,一个中年男人终于伸出胳膊拦住了他们:“你们得把武器和军装留在这里!”
王大猛和大老冯当然知道他们的意思,但王大猛还是下意识地把手中的枪抓得更紧了,问他:“为什么?”
中年男人说:“这里是收容平民的,本来就不让你们军人进来,既然你们进来了,那就把枪交出来,换了老百姓的衣服,别连累了我们!”
王大猛说:“我们是军人,没有武器还算什么军人?我们可以换上便装,但武器不能交,我们可以藏起来。如果日本兵把我们查出来,我们也绝不会连累你们,但武器不能交!”
人群里一阵骚动,那些麻木的脸上开始慢慢有了红润,那些毫无表情的脸上慢慢有了生气的表情,他们的目光有了哀怨和憎恨,就好像他们的苦难不是日本兵带来的,而是这些和他们一样惊慌的中国军人带来的。的确,这样说并不过分,如果他们能在上海把日本兵赶到大海里,如果他们能把日本兵堵在南京城外,他们这个时候也许正在自己并不富裕但还说得过去的家里享受着中午的阳光,享受着艰难但又知足常乐的日常流水。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这些苦难,所有的令人羞耻的恐惧和悲伤,都是因为这些军人太窝囊,打不过日本人,像可耻的爬行动物一样四处逃窜,不但保护不了他们,现在又回过头来想混在他们中保全生命,这将会把他们推到更危险的处境。
人群中一个年轻人愤怒地叫了起来:“你们是中央军吧?哼,没有看到你们打日本人,反把我们的房子先烧了!你们还有脸来吗?”
王大猛转着脑袋寻找着那个年轻人,他的目光冷峻而充满杀气,他把手中的步枪举起来,使劲地晃了晃:“老子这支枪上的刺刀沾的不是日本人的血吗?仗是打败了,但老子也拼着命杀过鬼子!你们他妈的像狗一样躲在这里,这会儿又像狼一样冲着我们叫,你英雄啊?你英雄你拿支枪杀鬼子去!”
他的话激怒了更多的人,恐惧像雾一样从他们的鼻子里耳朵里眼睛里钻进去,占领了他们整个身躯,他们的身子在恐惧与羞愧的毒液侵蚀下,已经开始慢慢腐烂,脸上呈现出腐烂的菜叶的颜色,身上散发着这个城市冬日特有的霉味。他们的理性正在慢慢消失,正在被怯懦的人性弱点所折磨,这个军人的话像火舌一样随着寒冷的风卷了过来,烧着了他们的眉毛和坐立不安的心,他们的眼睛终于活了过来,对着这个军人露出凶狠的光芒。更多的人逼了过来,很明显,他们准备上来夺走他们的武器,必要时,他们甚至可以用暴力解决掉这个令人讨厌的军人。他们用恨恨地目光告诉他,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大老冯拍了拍王大猛的肩膀,诚恳地说:“大猛,把枪交出来吧,到了这里,咱们就是老百姓了,枪能藏到哪里呢?能找个地方把咱们人藏起来就不错了。”
王大猛不得不承认,大老冯说的是有道理。自从决定到安全区来的那一刻,他们实际上已经交出了武装,再也不能算是军人了,只能像一个平民那样混在平民里,并且还要比其他平民更像平民。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这种情况下把武器交出来。他用狼一样的目光瞪了瞪那些人,把步枪使劲地摔到地上,枪支撞到地面,发出一声痛苦的咣当的叫声,就像条死鱼一样静止不动了。这才是真实的,刚才的愤怒倒有点不真实了,它更像是出于一种无望的挣扎,掩盖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的耻辱和悲伤。
那些人倒并不是很坏,他们把军装脱下以后,立即有人递过来便装,扔来了棉衣。那些便装甚至要比大多数人身上穿的还要好一点,可能就是人家带着准备逃难用的吧。王大猛在内心长长地叹了口气,带着点歉疚朝那人点了点头,以示感谢。他甚至有点羞愧了,都是落难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呢?
在安全区里和难民们拥挤在一间四面透风的房间里,尽管寒风一直从窗户不停地灌进来,顺着脖子挤进衣服里,但除了脑袋有点冷嗖嗖的,身上并不是很冷,一个人紧挨着另一个人,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袖着双手缩着脖子等待着不可知的命运,他们想尽力地屏住呼吸,但恐惧让他们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身子下意识地紧紧地和别人粘在一起。这让整个房间显得热气腾腾,散发着一种菜市场卖鱼摊子上才有的腥臭味。
王大猛和大老冯,还有那个至今不知道名字的女人,他们挤到人群里一坐下来,上下眼皮就像久别重逢的恋人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再也不愿意分开了。王大猛是很累了,他以为自己能睡得死死的,甚至都不会醒来,出乎意料的是,一睡下来,噩梦接二连三地扑过来,到处是燃烧的火,烧着了他的头发、眉毛和身子,他痛苦地哼了两声,摇了摇头,似乎醒了,看到了灰蒙蒙的屋顶,眼睛随即又闭上了。这次又变成了猛烈的爆炸,一座好好的楼房眨眼之间轰然倒塌,士兵的尸体猛地窜上天空,停在头顶,好像是在云里飘着,他惊讶地抬起头来,那些尸体突然嘭地一声从中间爆炸了,破碎的肢体像雨点一样落下来。他赶紧把头伏在满是弹片的尘土中,等爆炸声消失了,他慢慢地把头抬起来,却看见一个丑陋的日本兵,似乎就是白天他在许家巷割下头颅的那一个,他的头还在脖子上,撇着嘴巴充满嘲讽地看着他,当他准备把手中的步枪举起来的时候,那个日本兵抬起脚,他的脚像座小山一样朝着他的脑袋压过来……他在睡梦中痛苦地呻吟着,终于醒过来了,他下意识地用手在周围摸着,没有摸到枪,摸到的都是肢体。他愣愣地坐了起来,那些难民们裹着衣服互相枕着胳膊或者腿正在睡着,他们的睡眠并不好,不时地有人突然发出痛苦的惨叫,还有人在睡梦中像狗一样呜呜地哭着……丢儿倒睡得很熟,他夹在大老冯和那个女人中间,一只手摸着一个人的耳朵,那个女人侧着身子,手放在丢儿的胸前,就像揽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丢儿脸上安详平静,嘴角边挂着晶莹的口水,好像怀抱着一个色彩绚烂的梦,鼻子微微颤动,嘴角慢慢上翘,露出了令人心碎的纯真的笑容……
王大猛抱着膝盖在心里长长地叹口气,既烦躁又悲伤,像海潮一样不断地冲过来,退回去,然后攒足力气,再冲过来。他想了很多,二连的那些熟悉的弟兄们都没有了,陈傻子现在在哪里?他是死是活?死到底意味着什么?死就那么可怕吗?似乎也没什么可怕的,死了就是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最难受的是还活着,无可奈何地活着,武器没有了,甚至连一把匕首都没有,只能像一条被抛弃在海滩上的死鱼任人践踏。武器就是军人的生命,即使只有最后一颗子弹,那也可以留给自己。没有武器,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控制,只能任人处置。他强迫自己闭上眼睛,但再也睡不着了。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南京?
每一秒都是那么漫长。
第三天早上,当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的时候,日本兵踏着干燥寒冷的尘土开进了安全区。他们把人群从各个房间里赶出来,集中在外面的操场上。各个出口都站着日军的哨兵,还有一些日本兵伏在地上,如临大敌地趴在机枪上面,做出了随时准备开火的准备。那些中国人被日本兵冷酷的表情和闪着寒光的刺刀死死地掐住脖子,连气都不敢出,恭顺地按照日本兵的指示,低着头挤在一起,偶尔碰到日本兵的目光,像被蝎子蛰着了立即移开目光,慌慌地找着躲藏的地方。那些女人都低着头朝着男人背后躲着,好像日本兵的目光一碰到她们,她们就会晕厥过去一样。日本兵冷冷地看着他们,那是什么样的神情?那是战胜者的得意与骄横,一个普通的士兵,也许刚刚挨过军曹的拳头和耳光,这会儿也像一个目中无人的将军一样,带着戏弄的目光盯着这些绵羊。
王大猛和大老冯同时看到了跟着日本人来的那个胖胖的中国人,他头上戴着日军的战斗帽,胳膊上戴着日军的太阳旗臂章,小心翼翼地跟在日本兵的身后。寒风呼呼地吹来,灌进肺里,把身上的棉衣冻着了。他们感到浑身发冷,呼吸极其困难。他们不由自主地蜷缩着身子,更紧地靠在一起,这个中年男人就是淳化镇的那个镇长,王大猛曾经用步枪指着他的脑袋,吼着他是个汉奸。妈的,他果然是个汉奸!
王大猛脑袋嗡嗡地响,这个狗汉奸,今天一定要死在他手里了!
王大猛低头盯着自己露出一只脚趾头的布鞋,心脏被捅进去一把刺刀,红色的肉翻了起来,那些肌肉紧紧地收缩着,想把刺刀捅出的破烂的洞填充起来。但没有任何作用,鲜血像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哗哗地淌了出来,脑袋因为失血过多而感到一阵头晕。他为自己的紧张和胆怯而感到羞耻:如果偷偷地留下一颗手榴弹该有多好。
一个日军军官站在队伍前面,用日语说了一番话,样子并不凶狠,声音甚至还很亲切。如果不是穿着军装,挎着一把丑陋的军刀,他和一个走在大街上的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他讲完以后,那个曾是中国一个小镇镇长的男人过来了,他说的是地道的南京话:“刚才皇军讲了,你们中间谁是当兵的,就请站出来。你们在这里无亲无故,流落在这里,都很可怜。只要站出来,皇军不但不会杀你们,愿意做工的可以做工,有饭吃,有工钱发,愿意回家的还发给路费。同胞们,日本人是好人,大家都要听从皇军的命令。”
这个中国人在讲话的过程中,不时地看看那个日军军官,日军军官不断地朝他点点头,他得到了鼓励,说话的声音更大,语气也更加肯定。当然,声音也是悦耳的。人群里一阵骚乱,有不少人渐渐地活了过来,敢把头抬起来,打量着日本兵和那个中国人,目光里生出期待的神情。有人还在小声地议论着:
“他说的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