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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起因（第1页）

庚子年前后朝廷发生的变故，注定为这个腐朽的帝国乃至后世带来深刻的影响。但这一切都起因于两年前的戊戌事变，事变的主人公之一是广东人康有为。在盛唐时期曾是被贬官员流放地的岭南，在千年后却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总会格外注意到，自同光至清亡，载于史籍的广东人极多。

康有为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康家自他往上，好几代都是读书人。康有为的家教和他的授业老师朱九江传授给他的知识，不仅预备他能应考求取功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和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康有为不懂任何的外国文字，在他被朝廷通缉前也没有出过国。但他去过上海、香港，看到洋人行政的整齐规范有秩序，受到很大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制度必有思想和文化的背景的源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书籍，他所看到的不过是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翻译的初级程度的天文、地理、格致、医药、兵法一类的书籍，但康有为极聪明，善于举一反三，因小而知大，在他的学术中别开一境界。

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经甲午一战，彻底宣告失败。梁启超批评李鸿章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正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梁启超的批评可谓中肯之极，直至今ri，读起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已经宣告失败，再提出做政治上的革新一定会遭到反对。甲午之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不敢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张，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的变法运动。

变法是在不改变执政者的前提下改变其政治制度。中国自秦汉以来，搞变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莽，另一个是王安石。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罪人，政治小丑。就算是人品高洁的王安石，在其后世的主流评价也不高。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更没有人敢变法。康有为深知，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实施变法。所以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鼓吹中国士大夫的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里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延袭，各代都是因时制宜。《公羊传》里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政体对乱世，以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以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

康有为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孔子是中国人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说服皇帝，才能实施政治上的变革。所以康有为一再上书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而光绪因战败深受刺激，很想努力救国。所以他信任了康有为，并且在他可怜的权力范围内任用康有为及其同党林旭、谭嗣同等人，从当年的四月起搞了个百ri维新。

康有为没有意识到，他所依赖的皇帝其实是个傀儡。他也没有意识到，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深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自己依赖的力量，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军事上的。

力量必须用利益得到保证。这是很残酷的现实，愿意用热血去寻求理想的毕竟是极少数人。

政权以各种形式展现着它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权。因为国家是一部最高形式的暴力机器，体现国家意志和维持国家形式的终极力量是军队而不是文人，再好的思想也必须用武力来保证实现。大清遭遇的失败起因当然是军队的无能，倘若甲午之战打胜了，康有为变法的主张甚至自己也不会提出来。

但是他竟然意识不到这点。等到事情危急，可怜的光绪皇帝让他的同党携密诏求援，这帮人方想起向手握军权的袁世凯求救，太晚了！

戊戌变法已成为了历史，康有为与他的追随者梁启超躲到了ri本，不时会传出一些声音，这些声音已无多少新意，不外是还权于皇上，或者搞搞宪政改革。

但康粱毕竟是撼动历史的人物。百ri维新即使是失败了，已经在平静的一滩死水里投入了一块巨石。即使康粱已经逃出了国，仍然让慈禧感到惧怕。能让最高统治者感到害怕乃至痛恨的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失败者。

&节过后，朝廷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虽然没有见诸于正式的文字。那就是，原先被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转变了！

刚过完正月十五，袁世凯接到了京师的密信。信是赵舒翘寄来的，属于私信的xing质，赵舒翘在信中透露了朝廷政策的转变，对于那群神神道道的叫做义和团的农民，朝廷还有借重之处。赵舒翘并未告诉袁世凯立储的风波，但在信的最后，赵舒翘说他听说了去年冬季发生在沂州境内的战事，传言官军曾败于一伙漏网于蒙山的贼寇，还战死了一位营官。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假如真有其事，希望老弟妥善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李纯进剿失败的事情，袁世凯是向军机处禀报了的，当然不可能如实禀报。这么大的失败，不是损失百十人的小败仗了，人数或许可以隐瞒，军械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最近袁世凯一直在与德国驻胶澳总督联系洽谈，总算购置一批德制军械弹药，弥补了两次沂州之战的损失。

自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就成为了列强最理想的军火市场之一，大量的成品武器弹药卖给了中国人，伴随着大量的白银外流。武器来自于若干国家，ri本、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甚至丹麦，都有武器流入中国，其中德制武器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本应该严格控制集中管理的军火进口，朝廷却没有控制住。各省，包括财力匮乏的内陆省份，都在自己进口军火。山东已成为德国人的势力范围，袁世凯通过德国胶澳驻军购买武器，其实很容易。

袁世凯将这封信只给一个人看了，那就是他的多年铁哥儿们徐世昌。徐世昌沉吟良久，“慰亭，姓赵不是问题，不过是花点银子罢了。蒙山贼也不足为虑，待太后垂询此事，怕是我们已经拿到那个叫龙谦的人头了。倒是废帝一事，朝廷受到洋人的胁迫，以太后的xing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让谁做皇帝，不是我们外臣应当关心的事。先将这股贼寇灭了再说吧。他们竟敢打出蒙山军的旗号，这就不是一般的贼寇了。秀山无能，诚可恨也。”袁世凯的目光变的yin冷起来，李纯战败的消息是遮不住的，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太后关注此事前将事情摆平。

“这次集中大军多路进击，又有聘卿（王士珍字）和华甫（冯国璋字）亲自出马，理应万无一失了。”徐世昌安慰道。

“但愿。”不知为什么，袁世凯对于自己两员心腹大将亲自出征，变得疑神疑鬼起来，“那个司徒均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李秀山和曹仲三都不是无能之辈，竟然连续折在这伙王八蛋手里。真要让他们溃围而出，我的脸就没处搁了。”

李纯第二次进剿失利，袁世凯就决心动用自己手里最大的力量彻底扑灭蒙山军。但王士珍到了沂州后，报告说沂州兵已残破不堪用了，必须大力补充整顿才行。而跟随王士珍去了沂州的司徒均却来信讲，贼寇虽或胜，必定损失惨重。绝不能给他们补充休整的时间，应当立即发兵，方为上策。

立即出兵是不行的，曹州兵未能集结，沂州兵需要补充，更为关键的是，李纯两次大败，不仅损失了大批经过训练的老兵，而且军资损失严重，必须大力补充才行。既要隐瞒朝廷，就不能向朝廷开口，问题必须自己解决。好在目前掌握了一个省份，而这个濒海省份有德国和英国两股势力，凭着袁世凯的关系，朝他们买些武器弹药还不成问题。这样一来，一直耽搁到chun节过后，对于沂州方面的补充才告完成。过年期间，袁世凯在济南召开了针对蒙山军的军事会议，决定以曹州部队为主力，一路出藤县，一路出邹县，分两路压向贼巢，而沂州兵则以费县为基地，堵死贼军东进的路线。将贼军合围在以郑家庄为中心的山区，务必全歼。

这次袁世凯下了老本，集结了武卫右军的主力，动用的兵力超过了四千人。

为了保证曹州方面万无一失，袁世凯派冯国璋到曹州坐镇，冯国璋是河间人，与曹锟算是老乡，又是曹锟的老上司，有他出镇曹州，那面就不用担心了。

出兵计划是袁世凯亲自拟定的，他以沂州兵吸引蒙山军注意力，而以曹州兵为主力，秘密集结，直捣匪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