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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士人书院与儒学（第2页）

书院与儒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儒学规定了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方法等，书院又成为儒学的学术研究基地、交流传播基地，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书院教育旨在明人伦、辨义利。如朱熹的教育目的是“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朱子语类，卷八。，“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身名，取利禄而已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在《玉山讲义》中他提出：“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天下，方是正当学问。”陆九渊之学以读《孟子》而自得于心，力主“心即理”，他以“尊德性”为宗，教人以“发明本心”，“收放心”，“深造自得之学”。（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与曾宅之。）

吕祖谦的东莱之学兼取朱、陆之长，又有中原文献之家传，《东莱集》中有几道书院规约的记载，阐释出以“孝、悌、忠、信”为本，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要的教育宗旨。如吕祖谦乾道四年（1168年）规约首条曰：“凡预于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吕东莱文集，卷十。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乾道六年规约云：“亲在别居，亲殁不葬，因丧婚娶，宗族讼财，侵扰公私，喧噪场屋，游荡不检，并除籍。”（东莱集别集，卷五。）

书院教育亦重视明道致用。如丽泽书院崇尚实用之学是为特色，《丽泽讲义》中强调：“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国政之是者，则教之以为法；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如何整救，如何措划，使之调晓国家之本末源委，然后他日用之。”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朱熹也主张：“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书。）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义》中也说：“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劝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三。）

教育宗旨首先通过教学内容体现。书院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书院教育家很重视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研习。著名理学家朱熹教人“以大学、论孟、中庸为人道之序，而后及诸经”（勉斋集，卷三十六。朱子行状。）。《宋元学案》中也记载：“昔晦庵先生之讲学于云谷也，我先文简云庄兄弟与西山蔡先生父子从游最久。讲《四书》之余，必及于《易》。”宋元学案，卷六十七。九峰学案·刘泾传。南宋中期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各理学家所推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更被一般书院定为必读之书，地位超过其他儒家经典成为书院的主要教材。

各书院教育家在重视研习儒家经典的同时，还强调与自我身心的体认结合起来。如陆王派理学家强调发明“本心”，认为五经就是记载或说明“心”的道理的经典著作，所以，他们以六经作为“心之常道”的文本化。王阳明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王文成公全集，卷七。）

除《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之外，书院教育大师们的许多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也都是书院教材的重要内容。许多教育大师对于各种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不仅详加口授，而且作注解，著讲义，编语录，帮助学生理解、领悟其中意义。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程颐的《伊川易传》及二程讲学言论的记录《二程先生遗书》、《二程先生外书》等，都是书院学生学习的重要教材。南宋以后，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纂的《近思录》，以及记载朱子与门人论学言论的《朱子语类》，张栻的《南轩易说》、《孟子说》，陆九渊的《语录》等，也都曾列为书院的重要读物。明代以后，王阳明的《传习录》，湛若水的《心性图说》、《四勿总箴》等也曾被列入书院生徒讲解学习的重要内容，到清代，则又有当时诸儒的各种经解、注疏之类。

书院的教学方法的特征是自由讲学，随机指点。宋儒讲经重在道德义理，通过讲授经文、解析经义而阐述己见。教学多采用启发式教育，训练学生自己思索。陆九渊教育弟子“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五。语录。）。书院教育提倡学生自学，因为在书院大师们看来，书院教育的内容不是传授一般的知识、技能的口耳之学，而是有关身心性命、纲常伦理的根本之学，需要学生自己深研细玩、切己体察、着实践履。朱熹在《沧州精舍示学者》中就说：“正襟危坐，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心上存养玩索，着实行履，有个入处，方好求师”，如此则“学之成也可冀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儒学规定了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形式和方法，另一方面，书院又成为儒学的学术研究基地、交流传播基地，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代表，他们大多毕生从事学术文化活动。但古代社会的不稳定（尤其是战乱）及**统治，往往使儒士们处于“无所于学”的状况，而书院的产生则为儒士们提供了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

书院从北宋时起开始在我国兴盛。北宋初年，由于长期的割据及战乱，使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政府无力去大规模兴学设校，发展文教事业。在官学荒废的情况下，儒士们只能另谋他处就学研习。书院在世乱失学的情况下，为士人提供了治学之所。

书院是儒士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地，也是滋生众多学术派别的温床。理学流派之一的湖湘学派的产生即与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宋时学者胡安国、胡宏在衡山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院，授徒讲学，开创了湖湘学派。著名理学家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登坛诩学，“四方学者争向往之”，从而使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儒学学术中心，也成为湖南的儒学中心。

闽学创始人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学术研究也是在书院及精舍中进行的。他的代表作《西铭解义》、《太极图说》、《伊洛渊源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以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均是在他自己设立的紫阳、寒泉、武夷等书院及精舍中完成的。

南宋其他学派也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心学派大师陆九渊创建象山精舍，婺学创始人吕祖谦创建丽泽书院，事功学派陈亮讲学于五峰书院等。

元代书院承袭宋代遗风，仍然是讲求程朱理学的基地。到了明代，书院开始推崇陆王心学，王守仁到处设立书院，讲其“致良知”之学。清代，汉学家则以书院为阵地，致力于经史研究，专重经学的训诂、考证，于是出现了一大批重经史训诂的书院。

由于官学的衰落及科举制的日益**，书院则相对能提供一种安宁的研究环境，因此，儒家学者们都把书院作为理想的治学之所，书院于是成了学术研究的中心。

书院不仅是儒士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地，也是进行学术交流、传播的基地。书院允许不同学派相互进行讲学，并因此而形成了“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交流的场所。

讲会制度始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当时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门人众多，影响颇大。该年，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专访张栻。朱熹与张栻对学术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论辩，主要是争论《中庸》之义。《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张栻与朱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范伯仲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可见争论的激烈。通过这次会讲，朱熹接受了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点，同时，朱张会讲对湖南的学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宋元学案》载：“晦庵、南轩讲学于岳麓、城南两书院，士子振振向往以千数，时称潭州为邹鲁。”以后，其他学派（如事功学派陈傅良）也来岳麓书院讲学。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能够兼收他派之长，是与书院的讲会活动分不开的。

历史上最有名的会讲是“鹅湖之会”，这是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等一起在信州鹅湖寺进行的一场学术辩论。鹅湖之会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心是围绕治学方法而展开的。据朱泰卿回忆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陆九渊）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陆子龄）止之。”（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中华书局，1980：491。）虽然直接参与“鹅湖之会”辩论的，只有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列席旁听者不少。据李才栋考证，参加鹅湖之会的“除朱、吕、二陆四人之外，尚有刘清之、赵景明、赵景昭、朱桴、朱泰卿、邹文武、蔡元宝、何叔京、潘叔昌、范念德、詹仪之、张公庠、连崇卿、傅一飞等十余人”（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173。）由吕祖谦所组织的这次盛会虽然没有消除朱陆之间的学术分歧，但它却起着交流学术、推动学术研究的作用。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王守仁、湛若水频频外出举行讲学活动及兴复书院，书院讲会之风极盛。如王守仁讲学于江、浙、赣、黔等地书院，四方学者云集。《明史》称：“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王、湛弟子遍及全国，他们为了倡明师旨，立书院，开讲会，讲学之风盛极一时。王学内部也有许多派别，如罗洪先主张“静无欲”，邹守益主张“戒惧慎独”，周汝登主张“无善无恶”，各派之间往往通过书院讲会进行学术交流。书院的这种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交流的场所，对儒家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书院—士人—儒学”的互动关系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其突出表现就是，士人社会的强盛、书院的数量多且规模大、儒学的全面发展。如南宋四大书院均在长江流域，宋以后的著名儒家学者、学派也主要以长江流域为主。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士人、书院、儒学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从以上两节中已经可以看到它们的这种关系，这里再作一个综合论述。

首先，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导致书院、儒学的发达。汉唐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士人社会的主体以黄河流域为重心。但是，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加之北方的战乱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扩张，使得北方的士人纷纷南下。从宋代开始，长江流域的文化蓬勃发展，盛况空前，长江流域的士人社会也不断强盛起来。王安石的表弟吴孝宗指出：“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两浙与夫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翕然大盛。人才之盛，遂甲天下。”（余干县学记。转引自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张孝祥在谈到四川文化时也说：“凡蜀之士文德名士者，自汉以来，何代无之？本朝独盛，频年尤辈出。”（于湖居士文集，卷三十七。与虞并父书。）

由于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士人们又创办书院，传播儒学，从而导致长江流域书院、儒学的发达。据曹松叶统计，在宋代203所书院中，长江流域占74％强，珠江流域占21％强，黄河流域只占3。5%。从各省来说，江西最多，为80所；浙江次之，为34所；湖南又次之，为24所。元代的大多数书院仍设在南方，长江流域位居第一，占元代全国书院总数的65%强；黄河流域上升为27。95%，珠江流域降为6%强。从各省来看，江西仍居第一位，占29。37；浙江次之，占13。28%；湖南居第三位，占9。79%，三省合计占52。44%，超过半数。（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辑。）

我们亦根据《中国书院辞典》，对唐五代及宋、元、明、清几个时期位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书院作了统计。在统计时，我们只以书院的第一次创建为准。

根据统计，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书院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4。1％、90。5％、66。7％、69。9％、66。6％，位于黄河流域的书院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9％、9。5％、33。3％、30。1％、33。4％。以历代位于长江、黄河流域的书院总数而言，长江流域占了71％，而黄河流域只占29％。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导致了长江流域书院的发达。

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也导致了儒家文化的发达。如宋代的几个理学大师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都在长江流域讲学，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发展。元义化在《邺侯书院记》中说：“晦庵南轩，相与讲道，唱酬于其间。湖南道学，于斯为盛。”长江流域各个地方都是如此，如宋代浙江明州士人群体发展很快，涌现出楼钥、袁燮、袁甫、杨简、史弥远、史浩、史嵩之、郑清之、黄震、赵逢龙、陈埙、王应麟等名臣大儒，他们通过讲学，促进了当地儒家文化的发达。陆游在谈到常州时也说：“方是时，毗陵多先生长者，以善俗进后学为职，故儒风蔚然为东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则说者遂归之后河，曰：是为东南文明之地。”（渭南文集，卷一十八。常州开河记。）

其次，长江流域书院的兴盛，导致士人社会的发展、儒学的繁荣。长江流域书院数量多、规模大，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就说：“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南轩集，卷十。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明确指出书院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人才，传道济民。书院对于人才的培养，导致了士人社会的发达。

有学者根据各地方志，将两宋时期南方与北方的进士人数作了一个统计。（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721。）

两宋时期的进士人数中，长江流域的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利州路的进士人数占了全国进士人数的71。4%，可见长江流域的人才之盛。

再以科举应试人数而言，也以长江流域的为多。如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浙江温州的终场之士有8000人漫塘集，卷一十三。上钱丞相论罢漕试太学补试札子。；宋理宗景定年间，严州（今浙江建德东）的应试者也多达7000余人景定严州续志，卷三。贡举。。又如四川，宋宁宗庆元年间，潼川府路资州（今四川资中）就试者“盖不下五千人”（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八。资州新创贡院记。）。据魏了翁言：“科举取士，南官约三百人，四川类试约百人，是四川当四分之一。”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三。论四川转官人积滞札子。以成都府路为主的四川地区，登第人数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长江流域书院的发达，亦导致了儒学的繁荣。书院既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又是儒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场所，这我们在前文已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书院在儒学普及方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宝庆四明志》中记载：“富家大族，皆训子弟：以诗书，故其俗以儒素相先，不务骄奢。士之贫者，虽无担石，而衣冠楚楚，亦不至于垢弊。”宝庆四明志，卷一十四。风俗。陈傅良也形象地描述道：“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未省有宇宙，孰与今多儒!”（止斋集，卷三。送王南强赴绍兴签幕四首。）

再次，儒学的发展，对书院的兴盛、士人社会的发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儒家文化的发展，儒家学者们到处兴修书院，一些儒学标志的书院也不断得以重修。以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为例，该书院系唐代李勃与李涉兄弟的读书、讲学处，南唐升元时立为官学，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其学渐废。皇祐五年（1053年），比部郎中孙琛复建学馆以教子弟，四方之士从之就学。后经兵乱，书院衰落。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兴复白鹿洞书院，并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此后，白鹿洞书院声名大振。朱熹之后，钱闻诗、朱端章、朱在、袁甫、陈炎酉、崔翼之等先后修葺。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毁于兵火。明正统三年（1438年），知府翟溥福倡修重建，而后陈敏政、李龄、苏葵、邵宝、李梦阳等屡有兴修。清代，地方大员蔡士英、李长春、姚启盛、安世鼎等先后兴修。

又如“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中，是州人李宽的读书研学处。宋至道三年（997年）在此修建书院，于景祐二年（1035年）得朝廷赐额，遂为四大书院之一。后多次修缮，到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重建，“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业之士者居之”。后又有扩展，再因战事毁坏，复有多次修缮。

长江流域儒家文化的发展，对士人社会的发达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学习儒家文化的风气日益盛行，导致了人才的增多。真德秀说：“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公宣，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穷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馨颏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四十。劝学文。）

因此，长江流域的士绅、书院与儒学之间相互促进，正因为这种互动关系，导致了长江流域文化的日益繁荣。宋元以后，长江文化占据了中华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与曾佳晖合著，原载《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载朱汉民等著《长江流域的书院》，季羡林总主编《长江文化研究文库》，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