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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儒家人文教育的任务 道学术（第1页）

儒家人文教育的任务：道、学、术

在儒家教育思想体系中，道、学、术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因为在儒家教育传统中，教育家们总是将“传道”、“授学”、“习术”作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因此，探讨儒家教育中“道”、“学”、“术”三者各自的特点，尤其是探讨三者的关系，能使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儒家人文教育的特色。

下面，我们对儒家教育传统中的道、学、术及其相互关系逐一作出分析，以阐述儒家人文教育任务的思想及其特色。

一、学

在中国古代，“学”总是和传授、接受知识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否定自己是“生而知之”，而强调学而知之，即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他还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这就是说，如果不学习，不能获得相关的知识，就会流于“蔽”。总之，“学”是人们获得知识的根本途径，获得知识是“学”的根本任务，诚如汉代学者王充所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王充著，袁华忠、方家常译注。论衡全译，卷二十六。实知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610。）

从求知的途径来说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阅读书籍或听人讲学而获得间接的经验和知识；一种是通过社会生活实践而获得直接的经验和知识。儒家思想家、教育家对这两种求知的途径均作了充分的论述。

首先来看第一种求知的途径。儒家思想家总是将读书看作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方式，朱熹说：“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要之，无事不要理会，无书不要读。若不读这一件书，便缺了这一件道理：不理会这一事，便缺这一事道理。”（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朱子十七。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779。）求学者必须读书，因为书本能够提供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知识和道理。尤其是那些被称为“经”的典籍，更是学者们要毕生阅读学习的，因为这些经典包含天文地理、治国安邦、穷理知命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内容，诚如王通的《文中子中说》所载：“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郑春颖。文中子中说译注，卷九。立命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66。）除了学习儒家经典以外，另有大量的典籍需要阅读，以学习古今的各种知识，不少思想家均十分强调这一点。如东汉的王充批评一些儒生仅仅学习儒经的局限，他说：“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无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王充著，袁华忠、方家常译注。论衡全译，卷十二。谢短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776。）他主张博读各种典籍，以获取各类知识。颜之推说：“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至手文字，忽不经怀。”（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卷三。勉学。中华书局，2007：130。）

其次来看第二种求知的途径。古代思想家亦十分重视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直接的经验和知识。人们不仅是通过书本、讲学而获得间接的知识，尤通过自己的感觉经验而获得直接的知识。荀子从人的五官说明知识的来源，他说：“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必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荀子·正名。）这种由感官而获得的经验知识，总是由学者在实践中获得，按古代思想家的话来说，即是“行则知之”。所以，他们总是要强调“行”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礼记·中庸》将教学过程规定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步骤，“笃行”不仅在教学过程中不可没有，而且比起其他四个步骤来更为重要。后来的许多思想家进一步强调实践、直接经验在人类求学求知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如南宋学者张栻说：“近岁以来，学者失其旨，汲汲求所谓知，而与躬行则忽焉，本之不立，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躬识者。”（南轩文集，卷十四。论语解序。）他认为离开躬行，其知就不是真知，而只是一种“臆度”。就是说，一切知识都是为了指导实践的，而实践则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这样，就将求学与躬行统一起来，正如颜元所说：“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中谈论，尽有千百义理，不如身行一理之实也。”（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中华书局，1987：689。）上述这些强调躬行实践的教学思想，都包含着学者应从实践中去获取直接的经验和知识的思想。

从知识的内容来说，教育还承担着传授各门学科知识的任务，但是以传授人文方面的知识为主。对此古代思想家亦作了许多论述。

汉以后，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经学教育成为各级官学的主要内容。太学的分科教学是根据不同的经典，因每部儒经都有各自的知识内容。这一点，正如汉儒董仲舒所论述的：“君子知在位者之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书，敬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玉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每一门不同经典的教学，即意味着须传授不同的知识。而且，儒家经学本身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括了哲学、历史、法律、政治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等科技知识在内。

经学教学毕竟有很大的局限，经学知识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社会生活实践的需要，因此许多思想家、教育家竭力倡导扩展教学内容及知识系统。如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创立分斋教学，在他主管的学校中分“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的学生主要学习儒家“六经”经义，所学内容皆是与儒经有关的经学知识。“治事”斋又分为治民、讲武、水利、历算等科学的实用知识，并规定“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中华书局，1982：24。。）这样，就可以将大量实用学科纳入教学内容，避免汉唐以来学校教育仅以经学、辞章为教学内容的局限。清代思想家颜元也强调教学内容不应局限于《六经》等经学知识，经学以外的“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六府”（金、木、水、火、土、谷）、“六德”（德、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应均是学校的教学内容。因此，他所倡导的教学内容十分广泛，他说：“夫文不独诗书六艺，凡威仪、辞说、兵、农、水、火、钱、谷、工、虞，可以藻采吾身，黼黻乾坤者皆文也。”（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四书正误，卷三。雍也。中华书局，1987：190。）各种社会知识、政治知识、生产劳动知识和科技知识均被纳入学生应该学习的范围。

二、术

“术”在古代又称“法”，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技能，如“武术”是一种武打方面的技能，“数术”是一种计算或卜筮的技能，“治术”则是一种治国的技能。技能训练是教育所承担的任务之一，儒家思想家、教育家历来都将“习术”作为教育的任务。儒家“习术”的教育大体上可纳入到其“外王之术”的范畴，是儒家人文教育的重要方面。

技能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一系列外部动作、身体运动的合法则的随意行动方式，现代教育学称之为“操作技能”；另一种则是借助内部语言、以简约形式进行的智力活动方式，现代教育学称之为“智力技能”。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这两种技能训练都有好多论述，换句话说，古代“习术”的教学活动，即表现为这两种技能。

先论“操作技能”。如“六艺之教”中的射术、御术两项教学，即属于这种操作技能的训练。“射术”即是指射箭技术的训练。对于射者，必须掌握五种射箭技能，即“五射”。“五射”的要求是“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周礼注疏，卷十四。地官司徒·保氏，郑玄注。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3。）“白矢”指要求箭贯穿靶子而箭头发白；“参连”即要求后射的箭头正射中前面那支箭的箭尾，使一支支箭能连成一线；“剡注”指射水平箭的训练；“襄尺”要求射箭时肘平，肘上可放一杯水，使臂直如箭；“井仪”要求四箭中靶后呈井状。可见，“六艺”中的习射，是一种高技能的训练。另外所谓“御”，则是一种驾驭战车的技术训练。习御者，也须掌握五种基本技能，称“五御”，它们是“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周礼注疏，卷十四。地官司徒·保氏，郑玄注：353。）“鸣和鸾”指驾车行进时要让车上的铃铛（即和鸾）铿锵齐鸣；“逐水曲”指驾车经水边弯曲之路时不会坠入水中；“过君表”指驾车经过君位时行礼致敬；“舞交衢”指车行交错之路时能驾车自如，如应舞蹈节拍；“逐禽左”指驾车出猎时要善于用车驱赶禽兽，以协助射猎。由此也可以看到，驾驭战车的技术训练也是很严格的，必须经过刻苦的训练才能掌握这种驾车的操作技能。

如果说射御之术是一种驾驭外在事物的操作技能的培训，那么，习礼则是一种控制自我动作以合乎社会规范的操作技能训练。习礼必须要培养训练洒扫、应对、进退、饮食、起居、装饰、谈吐等方面规范化行为。如《礼记·内则》规定，小孩自己吃饭时，要“教以右手”；七岁时要求“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岁时“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等等。因而，习礼是一种约束身体动作的操作性技能。明代学者王阳明说：“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饬否？一应直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王阳明。传习录全译，中。教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77—178。）“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王阳明。传习录全译，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176。）可见，习礼是要求学生们以“礼”的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动作，而且需要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训练。

再论“智力技能”。古代教学中，也涉及到大量智力技能的训练，如“六艺”中的“数术之教”，即是一种智力技能的训练。据《汉书·艺文志》载，古代数术之教的内容主要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六项，实际上包括了运算技能、纪日纪时技能、卜筮技能等，这些均是“智力技能”。就以数学运算技能而言，《周礼·保氏》有“九数”之说，即九种数学运算的技能，它们是：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等九种计算技巧。接受“数术之教”的学生，就须接受这些数学运算的训练和练习。

此外作文练习，也是一种“智力技能”的训练，古代教育家常将作文的技能称为“法”。清代教育家唐彪曾在《家塾教学法》一书中论述了作文的技能，他称之为“文章之法”。他说：“先辈云：文章**有四：一曰章法，二曰服法，三曰句法，四曰字法。四法明，而文始有规矩矣。四法之中，章法最重，服法次之，句法、字法又次之。重者固宜极意经营，次者亦宜尽心斟酌也。”家塾教学法，卷七。文章诸法。他在该书中，详细论述了作文的种种技能，诸如描写、衬贴、跌宕、详略、宾主、进退转折推原、照应、顺逆、预伏等。这些作文的技能也需要不断地训练和练习才能正确地掌握。

又如战术、战法，即指挥作战的技能，也属智力操作方面的训练。武学也是许多儒家学者教学的内容之一，武学包括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两个方面。军事技能不同于研究战争的本质、作用、治军的原则等方面的军事理论，亦不同于刀法、枪法等“武术”技能，而是具体指导如何指挥作战的军事技能，古人常称之“兵法”、“战法”或“战术”，它属于教学中的“智力技能”的培养。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学著作《孙子兵法》，亦是重要的武学教材，全书13篇，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问篇等。该书为学者提供了攻守、计谋、阵势、作战等各种指挥作战的技能。如它在谈到进攻之术时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孙子兵法，第三。谋攻篇。谈到虚实之术时它说：“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孙子兵法，第六。虚实篇。这些都属于军事作战的技能，是军事教育中必须重点训练的智力技能。有关军事技能的教育，均可纳入到儒学的“外王之术”的范畴。

三、道

在中国古代，“道”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运用得非常广泛的范畴。在儒家学说中，“道”的基本涵义主要有两点：一是指体现最高目的的价值体系（“人道”）；二是指体现绝对必然的根本规律（“天道”）。儒家文化是强调“天人合一”的，这样“道”的涵义也合为一个，即以最高目的与必然规律相统一的形式存在。所以，“求道”成为一切文化人的最高精神追求和最终求学目的，亦是儒家人文教育的核心。

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们都相信，任何人只要能够识“道”，得“道”，也就达到了最高求学境界和最终求学的目的。孔子自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他的学生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周易·系辞传上》云：“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总之，求学的终极目的是“闻道”，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修道”，一旦得道，也就具有了崇高的精神人格和卓越的宇宙智慧，能够顺应天命流行、参赞浩浩大化。这就是儒家关于“求道”的思想。无疑，对任何受教育者来说，求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求道又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求道不同于学知识，它不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求道也不同于技能训练，它不是一种技能的熟练；求道主要是要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实现一种“与天地合其德”的主体性人格，故而必须能动地把握这种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统一存在。那么，“道”既是一种要经漫长修养才能达到的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崇高精神境界，又是一种惟有大智慧才能领悟的宇宙法则。古代思想家们总是从各个侧面讲述“道”的种种特征，以表明那“道”是如何难以认识和实现。《周易·系辞传》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者把“道”归为“形而上者”，那么，它就不是一种凭五官所能认知的具体存在，它应起一种“极深”、“几微”而“唯神”的存在，正如《系辞传》所描述的：“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由于道是一种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形而上的最高存在，作者强调“道”的“深”、“神”。这不是要人们放弃学道，而是告诉学道的人，必须意识到学道的不易，能够毕其一生于学道、体道之中，经过长期的修养，以获得一种能够体“道”、识“道”的大智慧。这样，如何进行得“道”的思想修练，如何启迪、获得一种大智慧，就成为教育的一项任务。古代各家各派的教育家、思想家对于如何“得道”的思想修养和“识道”的大智慧，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途径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