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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给我一支枪（第1页）

新的一天开始了，你坐在前去铜井镇的公交车上，还是那个年轻的女售票员。她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头发有点乱，脸上是一副刚打过呵欠的表情。天色朦胧，她的脸庞像蒙上一层薄纱楚楚动人。她看到你时，像是熟人一样朝你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把耷拉在额前的几缕头发向上撩一下，你甚至注意到她的脸稍稍地红了一下，尽管并不明显，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但你还是捕捉到了。你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很注意捕捉细节。你忙朝她也笑了一下，就像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

就连你也感到惊讶，就好像你们第一天的争吵根本不存在一样，一切都那么自然。

因为是早班车，又是去乡下的，车上的人并不多，除了你，还有一个老头，他可能还没睡够，正坐在司机后面的那个座位上闭着眼睛补觉。你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坐在她旁边，你迫切地需要找一个人说说话，写作这部小说让你睡不好觉，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你都在想着这个小说，而它又是一个悲惨的事件，到今天还折磨着敏感的人们的神经。

你觉得自己足够坚强，但面对1937年的南京，你还是感到恶心、痛苦和难受。你现在去采访那个经历过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的老兵，这不是你的创作任务，你不能算是在执行公务，按照部队内务条令的规定，你应该身着便装，但你考虑再三，还是穿着军装。军装会让你的神经更坚忍一些，以军人的身份和那个老兵接触，会让你觉得更自如一点，你们是来自两支性质不同的军队，但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你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感情都是一样的。抗战是整个民族的，不是哪个党派的。你现在已经置身于1937年12月的南京，再也走不出来了，你对此完全有心理准备，但在这个清冽的早晨，还是觉得身上发冷，你抱着膀子，身子还在微微发抖。你必须找一个人说说话，比如这个年轻的女售票员，当然你不能给她提你正在写作的这个小说，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知道七十二年前这里发生过什么事，但很多时候，他们都装作自己忘了这件事。你不能吓着别人。

于是你抬起头，努力地把笑容放在脸上，轻声地和她打了一个招呼：“真是巧啊，又是你在卖票。”

她回过头来，回报你一个更加灿烂的笑容，说：“是啊，你天天坐这趟车，到铜井干什么去啊？那里又没有部队。”

这个问题猝不及防，你也没有撒谎的习惯，临时编造一个过硬的理由已经来不及了，你只好支支吾吾地说：“我在采访一个抗战的老兵。”

她看着你，皱了皱好看的眉头，眼睛里有点困惑，但她很快就眨了眨眼睛，那些困惑不见了，可能是她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也可能是她不了解抗战这段历史，她有点漫不经心地说：“啊，那挺好玩啊。我正在看那个抗战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兄弟叫顺溜》，打仗真好玩。我要是生在那个年代，一定会女扮男装当兵去，给我一支枪，嘟嘟嘟，一扫一大片鬼子，多过瘾啊。”

她撅着小嘴巴“嘟嘟嘟”时，把手里的票夹当做了机关枪，另一个手指弯曲着，不停地扣着虚拟的扳机，她还闭着一只眼睛，就像脸贴在机关枪上瞄准，但闭着的是右眼，她这样射击，是一辈子都打不到敌人的。一个士兵如果这样射击，那就是笨到家了，但她那是可爱。她也觉得自己这样子很可爱，“嘟嘟嘟”地扫射掉一大片鬼子后，她收起“机关枪”，调皮地朝你眨了眨眼睛。但你的心却很疼，就像那机关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在你心上了。我们就是这样认识八年抗战的，脑袋里被灌满了这样的糨糊。

一个女孩子凭什么认为她生在那个时代抱着一支枪就可以打掉一大片鬼子？

历史真相是，生在那个时代是悲惨的，生在那个时代的女人更为悲惨，因为那些男人根本无法保护她们。

你有点难过，居然会有人恨不得生在那个时代。

你能给这个漂亮的女售票员说什么呢？你给她说南京大屠杀？也许她只知道这个词，在她眼里，30多万就是一堆数字，大屠杀就是一个事件。一堆数字有什么好讲的呢？

于是你沉默了。但你已经勾起了她的交流欲望，她的工作的确有些单调，空荡荡的车上，难闻的柴油味让鼻子发痒，公交车咣咣当当得让人担心它随时都会散架。刚刚建立起来的聊天的气场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她有点不甘心地看了看你，你还在沉默，并不是你不想理她，而是你的心又跑到了你的小说中，跑到了1937年12月的南京。这些天里，你随时都会突然置身于1937年12月的南京，哪怕眯着眼睛打一个盹，你就会出现在1937年12月的南京街道上，和你看过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中的人物遭遇，有时你会出手救他们，有时你无能为力。按说，你是在梦里，那些子弹杀不死你，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把日本兵的战刀像麦杆一样折断，你甚至还可以去杀死南京所有的日本兵，只要你做的这个梦足够长。但奇怪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在你梦中发生，你是那样的厌倦，像一个冷血的旁观者。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模样出现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城。

她终于忍受不住这种难堪的沉默，问你：“你去采访的这个老兵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

她怎么不问是国军呢？你抬起头，低低地说：“不是的，他是一个国军连长。”

那个女孩惊讶地瞪着你，好像你是从一个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星球来的一样。她感到诧异，那习惯性地带着女孩子特有的夸张，充满问号的声音划过空气，温柔地撞着你的耳膜，像三月的风抚摸着你的脸。她说：“唉呀，原来是国军啊，这么多年了，还有活着的国军啊？他们从来都不打日本鬼子，专打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都是民族罪人，该千刀万剐了他们！那么多运动，他居然都躲过来了？唉，坏人总是命大，好人总是遭殃啊。你采访他干嘛？”

你告诉她，并不是所有的国军都是民族罪人，在淞沪会战中，国军士兵身上绑满手榴弹与日军战车同归于尽的，一个十一师就有18人之多，一个淞沪会战，几乎一天一个整师地往里面填。你还告诉她，在常德保卫战中，最后突围时，一个叫柴意新的团长拒绝了要他突围的命令，宁愿带领全团战死，最后果然无一生还，也无一人被俘。你还告诉她，在八年抗战中，国军战死的师长、军长也不在少数，团营一级就更不用说了，全部打光的师和团也不在少数……

你一路上絮絮叨叨，和她说不完的话，说的全是国军，但你还觉得不够，台儿庄还没说呢，中条山抗战还没说呢，南京保卫战也没说，还有远征军、驻印军……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公交车嘎地停下，终点站已经到了。你有些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觉得时间真的太不经用了。

女孩早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尽管她很有礼貌地竭力掩饰，但你还是看出来了，她悄悄地长长地松口气，伸一个懒腰，接着就是一个呵欠，她忙把嘴掩上，含糊不清地对你说：“真想不通，你一个解放军，怎么会替国军说话呢？你这人真有意思。”

你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这样随口一说，当然，她是在给你开玩笑，但这个玩笑未免又太残酷了。这样的话又是多么熟悉啊。1949年之后，1978年之前，我们都是这样说话的，每天都在考虑自己和别人的立场究竟在哪一边，国军不但是解放军的敌人，也是全民族的敌人。这么多年了，她那么年轻，也许是个“80后”的女孩吧，但她的思维和30年前的人们有什么区别？

你什么都不想说了，她注定无法接受你的想法，你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没必要把你所感受到的伤感传染给她，她那么年轻，那么阳光明媚，如果这就是幸福，那么，就让她继续幸福好了。

你想了想，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你完全是随口一问，没有非份之想。她已经出现在这个小说中了，总得有个名字吧，就是这样简单。你和她，不会有任何故事的。

她完全误会了你的意思，脸红了一下，有些慌张，但眼睛里还有一丝得意，她并不会看上你的，但作为一个女孩子，她觉得有人在喜欢她时，总是开心的。她装作很随便的样子，很大方地说：“我叫曾小艳，你可以叫我小艳。”

你不等她问你，忙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她抿着嘴唇看着你，眼睛里蕴着水珠，水珠里饱含期待。按照影视剧中惯有的情节，或者现实中蹩脚的马路求爱的恶俗情节，你这时应该向她要个手机号码。但你只是为了能更好地写作这个小说，并没有想到要她的手机号码。下车走了很远，你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应该把她的手机号码要过来，哪怕一次都不用，也应该让她把这种错觉坐实。

你觉得你伤害了一个喜欢幻想的女孩，也许没有。

老人已经早早地在院子里等着。太阳正慢慢地升起来，温柔的阳光像乳白色的牛奶一样粘在他的脸上，他的听觉并没有随着他老去的容颜而睡去，在我脚步响起来时，他抬起头，像梯田一样纵横的皱纹里铺满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干瘪的嘴巴蠕动着，就像盼着远方的亲人回来，给他带来好吃的糖果。

我笑着和老人打过招呼，坐在他旁边早已经准备好的一张椅子上。我其实更想给他敬个庄重的军礼。我们虽然身为性质截然相反的两支军队，但我们的先辈们都来自那所伟大的黄埔军校，我们军礼一模一样，他能看懂的。但我还是忍着没有敬礼，我一旦敬礼，他必定会颤微微地站起来回我一个军礼。我不想再让他消耗不多的体力了。

老人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他说：“我们今天开始讲讲陈傻子吧。他的事情不会比赵二狗少，这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士兵，这么多年了，我从来都没忘过他。他刻在我的脑子里，甚至比赵二狗他们刻得还要深，时间还要长，就是到死，我也忘不了我这位士兵兄弟。”

老人完全陷入回忆之中，我就像是一块石头、一棵树，一株不起眼的小草，他不看我，脑袋微微地向后仰着，眯着眼睛，就好像他在出神地盯着院里那棵光秃秃的枣树树梢，上面是蓝色的天空，一只麻雀急急地叫着冲向天空。但我知道，他没有看到这一切，就像他已经感觉不到我的存在一样，他完全回到了1937年12月的南京，他的目光在注视他那些士兵兄弟。哪怕我现在悄悄溜走，他也不会察觉。

老人说，我不瞒你，一开始我是非常讨厌这个士兵的，觉得他就是一个没用的傻瓜，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敌人开枪或者把他炸死了，也是浪费弹药。我看人一向很准，但我那时确确实实地看走眼了。

陈傻子被补充到二班，但没过两个小时，二班长王大猛就来了，他一进来就嚷嚷：“连长，你赶紧把那个傻子给我弄走吧，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这怎么会是个兵呢？这就是一个傻子啊！”

前国军中尉李茂才开始并不相信这个士兵会真的像个傻子，相反是二班长的脾气太急躁了。他就劝他，要有点耐心，这些新兵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什么都不懂，笨是笨了点，但一旦被训练成一个真正的士兵，他们还是很能打仗的。越笨的士兵越好带，不会像那些老兵油子一样，偷奸耍滑，处处都得提防着。他甚至还拍了拍二班长的肩膀，说，这样说来，陈傻子其实还是一个宝贝呢。

王大猛见说不动连长，只得哭丧着脸走了。

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王大猛刚走，传令兵送来了团部的通报，整个七十四军将被编入首都卫戍部队序列，参加南京保卫战。五十一师驻扎在淳化镇，作为南京外围机动部队。李茂才捏着这张通报，手微微颤动，它的四角像小鸟的翅膀在寒风中簌簌发抖。李茂才感到忧心忡忡，日军尾随溃退的国军正在向南京包抄而来，战争随时都有可能打响，而这些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毫无军事知识，要把他们在短时间内训练到能参加作战，实在没有几分把握。他在小小的连部托着下巴走了几个来回，嘴角边突然绽出了水泡，他清下嗓子，嗓子也哑了。

李茂才把那些排长、班长叫来，让他们除了白天训练，晚上也点着蜡烛教他们装子弹、瞄准、扣扳机等起码的军事技术，必须在这几天里把这些人训练成能打仗的士兵。

最让他头疼的就是那个叫陈傻子的士兵。

士兵的基本操典，陈傻子除了立正最标准，其它的都不怎么样，就连最简单的起步走他都不会，左脚一迈，左手也跟着伸出去了，这叫“同手同脚”；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连“左”和“右”都弄不明白，只知道“前”、“后”。王大猛还算有耐心的，他走过去，拿着他的右手，说，你吃饭拿筷子的这只手就是右手，然后又拿着他的左手放在他的眼前，说，你端着碗的这只手是左手，记住了吗？陈傻子忙抬起头看着班长，傻呵呵地笑着说，班长，我知道了。王大猛退回来，下了一个“向左转”的口令。十来个人“唰”地转过来了，陈傻子却还是低着头，两只手抬到胸前，比划着端碗吃饭的动作，这才弄清楚左右手，赶忙转过来，一脸灿烂地看着班长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