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儒,字玉绳,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南直隶宜兴县(今江苏宜兴市)人,跟复社四公子之一陈贞慧是同乡。
他少年得志,二十岁那年连中会元,状元,入翰林院为修撰。崇祯帝非常器重他,崇祯二年(1629)破格提拔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九月成为首辅。
可好景不长,周延儒有一个臭味相投的好哥们温体仁,特别擅长揣摩皇上的心意,他觊觎周延儒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表面上与周延儒亲密,背后却千方百计排挤诬陷他,使周延儒逐渐失去了领导的信任。
崇祯六年,(1633)狡诈阴险的温体仁终于当上了首辅,周延儒则灰溜溜地回到家乡宜兴。
丢官家居的周延儒十分懊恼。他有一位“髫年暱友”,也就是“发小”阮大铖,两人光屁股时就在一块玩耍,非常要好。在周延儒这段流年不利的日子里,同样倒霉的阮大铖经常过来看望他,安慰他,鼓励他,陪他消磨时光,让周延儒很受感动。周延儒动情地说:“阮君,倘我还有出头之日,一定第一个提携您!”(若复相,首荐君。)
果然,八年以后,四十八岁的周延儒又一次被征召入朝,担任吏部尚书,首辅大学士。他这次起用,是靠了复社领袖张溥的幕后策动。
对张溥这个人,我们并不陌生,他是复社的创始人,名高望重的文学大家,在高中课本上,我们还学过他一篇有名的散文《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的顽强斗争。
但张溥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你可能不知道,那就是,他是宜兴人周延儒的门生,当年张溥参加会试时,周延儒是他的主考官。
当然,张溥帮助周延儒东山再起,并非因为特别敬仰这位老师,而是因为当时的朝廷之上,权臣温体仁一手遮天,东林,复社的正人君子几乎被排斥殆尽。张溥希望通过周延儒出山,改变清流人士的被动局面,扭转**的朝政,实现东林,复社的政治主张。
张溥对周延儒说:“先生,如果您再做宰相,只要改变以前的做法,定能重新获得好的名声。”他交给周延儒一张名单,要他优先按照上面开列的人员提拔任用。周延儒欣然答应。
于是张溥利用自己复社领袖的影响力,筹集白银二十万两作为活动经费,派人贿赂崇祯帝身边的内侍和最受宠的田贵妃,他们都答应帮周延儒说好话,造舆论。
这时温体仁已经失宠,其继任者又昏庸无能,崇祯帝又开始怀念起周延儒来,崇祯十四年(1641),他下令起用周延儒。
上台后的周首辅果然不负众望,很快革除了温体仁及其死党留下的诸多弊政,任用了李邦华,郑三俊,刘宗周,黄道周,徐石麒等一批正直清廉的官员。可以说,张溥开列的名单,如今都得到了落实。
可惜,周首辅虽然引用了许多东林,复社的正人君子,但他本人的品行和才能却并不高明,揽权纳贿,结党营私,特别是还聘用了一位生意人,名叫董廷献,在北京前门外开了一幢珠宝店,专门替周延儒受贿,洗钱。
更令人痛心的是,周延儒刚刚当政,他的得意门生张溥正该大显身手,有所作为的时候,却突然糊里糊涂得病死了,年仅四十岁。
另一位复社主将陈子龙惊闻噩耗,放声大哭,他一连写了二十四首《哭张天如先生》,其中一首说:
“江城日日坐相思,尺素俄传绝命辞。
读罢惊魂如梦里,千行清泪不成悲。”
得到“髫年暱友”周延儒重新拜相的消息,隐居牛首山的阮大铖甭提多高兴了,他想起与周延儒当初的约定,认为自己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赶紧用马车装载着金银向周延儒表示祝贺。
阮大铖快马加鞭疾行,赶到半路上等候,终于在扬州与周延儒见了一面,他流着眼泪请求周延儒为他做主,洗雪掉身上的恶名,并安排个职位。
没想到周延儒却一口回绝了,他告诉阮大铖:“我此次进京,是受了东林,复社人士的一力保举,你的名字在阉党逆案中,我恐怕办不到。“
阮大铖听了,一下了泄了气,他瞅着周延儒,沉吟了好久,才说:“如果我不行,你看瑶草可以吗?“
瑶草,就是马士英的表字。
周延儒想了想,点点头答应了。
崇祯十五年(1642),凤阳总督高斗光被张献忠的农民军打败,连失五城,被逮捕治罪。周延儒借此极力称扬马士英的才能,于是马士英被破格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使,总督凤阳。
可时来运转,平步青云的马士英却糊里糊涂,如在梦中,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