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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九章 谍战上海滩(第1页)

上海老饭店创建于清光绪元年,原名“荣顺馆”,饭店外观为飞檐翘角仿明清风格,古色古香。它地处繁华街区,紧邻外滩、南京路。老饭店的创始人是浦东川沙人张焕英,原是个厨师。1875年,他在南市新北门内城隍庙西首一条叫旧校场路的小马路上,租下了一幢年久失修的小楼,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荣顺馆。这家饭店设备陈旧、店堂狭小,老板自己掌勺烧菜,老板娘和儿子端菜、收账。虽然只是一家小小的“夫妻老婆店”,但因张老板烹调技术高超,烧的虽是肉丝黄豆汤、酱肉豆腐等上海家常菜,但味道鲜美、价格低廉、经济实惠,很受普通市民欢迎,开市不久就客源兴旺。

随着饭店生意越来越好,老板就在店名“荣顺馆”前加了个“老”字,成了“老荣顺馆”。店内不少常客嫌“老荣顺馆”叫起来麻烦,干脆只取一个“老”字,把它叫作“老饭店”,日子一久,渐渐叫出了名,老板也就索性把店名改为“老饭店”。酒香不怕巷子深,当年“老饭店”虽地处陋巷,但由于名厨高手代代相传,名声始终不衰,狭小的旧校场街也因此车水马龙,热闹起来。

高梵随陈恭澍走进老饭店,服务生把他们带进一个包间。里面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站起身,迎过来,握住高梵的手说:“13号?不,高老弟,几年没见,你变得的更潇洒了。”

高梵的手被紧紧握着,却神色恍惚,他根本对此人毫无印象。

“高梵,你真不认识他了,他就是徐远举。1932年你们曾经一起参加过军统培训班。而且,你们和戴处长三人,都是黄埔七期的。”

“哈哈哈,高老弟这是贵人多忘事。”徐远举略带嘲讽的笑着说。

“徐兄刚才说的13号又是什么意思?”高梵奇怪的问。

“哦,那是你的代号,咱们不谈这个,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陈恭澍又介绍了另外三位同僚,都是上海站的高级特工。他们坐下来,陈恭澍对高梵说:“本来戴处长要过来的,他临时有事,来不了啦,叫我们几个陪你,为你接风洗尘。咱们有几年没见了,今天得好好喝一场,咱们不醉不归。”

菜上来了,都是“老饭店”的招牌菜,有虾籽大乌参、红烧河鳗、扣三丝、油爆虾、糟钵头、八宝鸭、八宝辣酱等,摆满了一桌子。高梵虽不能喝酒,但每个人敬的酒,他还是喝干了,头脑开始发晕。

这时,徐远举倒上酒,对大家说:“我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来,咱们共同干一杯。”

“徐组长,要离开上海,去很远的地方吗?”高梵端起酒杯好奇的问。

“哦,徐组长得到了我们戴处长器重,将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将参谋,到西藏开展情报工作。”陈恭澍说。

几个人都举起酒杯,恭贺徐远举升迁。

“其实这次破获“怪西人案”,徐老弟功不可没。”

“哪里哪里,这都是戴处长英明果断,以及少校行动组长沈醉和众位同仁的齐心协力。”徐远举谦虚的说。

“怪西人案,这个案子听起来倒挺稀奇。”高梵说道。

“哦,这是最近破获的一起间谍案,怪西人案又称诺林事件,在审讯中,因为这个西方人,一言不发,我们称他为怪西人。”接着陈恭澍向高梵讲述了整个事件的始末。

很显然,诺林事件是上海滩最令人惊讶的间谍案,简直就是一个神秘的故事。海莱尔?诺林的真名叫雅可夫?儒德涅克,他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在上海他以法文和德文教授身份工作,而实际上他在领导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组织部。在妻子塔尼娅?诺林的协助下,他的职责范围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CEEI与FEB之间、FEB与CCP之间、FEB与远东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有的通讯,其中不仅有密码电报,也包括信件、包裹、非法印刷品等。他必须把从大都会贸易公司收到的汇款分发给FEB、CCP、共产青年国际等组织。公寓和房子,无论是用来居住,还是干业务或者是开会,都得由他来租借。掩护点的地址、邮箱和电报地址也是如此。

他的公寓里配有家具和佣人,一旦某个特工人员离开后便立即撤销。去东方工人大学的学生和共产国际的人员,都得经过上海。总之,所有与安置、财经和通讯有关的活动都在诺林的管辖之下。

他持一份偷来的比利时护照到了上海,用的名字是凡?德?克吕森。他在上海有10个不同的住处,8个邮箱,7个电报地址,两个办公室,一家商店和10本储蓄簿,共有储蓄50万元。这是极为巨大的数目,在大萧条时期尤其惊人。

警方首次察觉到诺林的存在,是从一个叫约瑟夫?独克劳化名为色基?拉?富朗的法国共产国际信使从新加坡经过时被警察逮捕开始的。在他的随身物品中,他们发现了一个电报地址和一个英租界的信箱号码。这个号码是一套复杂的通讯暗号,它后来被发现是由两套电码组成:一套用来与在亚洲的共产国际人员联系,另一套用来与莫斯科和欧洲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联系。

与此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线索,军统调查人员开始发现共产国际的这个网络。此案始于在湖北省逮捕了一名共产党嫌疑分子。他的名字叫关兆南,军统在武汉的审讯人员企图让他开口,但他在酷刑下一直拒不屈服,后来南京派了个司法官员说服他给共产党上海支部写信,让他们派信使来与他联系。

上海很快答应,并派遣了一个叫陆独步的人到达武汉,他马上被戴笠的人带走。虽然他在拷打下很快招供,但陆独步所能告诉他们的关于共产党上海支部的内部情况非常少,因为他只负责党的外部联络通讯工作。徐远举为戴笠出谋划策,巧施一计,叫欲擒故纵引蛇出洞。于是戴笠决定利用陆独步来引诱其他地下人员出笼,并将这个倒霉的共产党人带回上海,让警备司令部的侦察大队看管。然后特务们让陆独步照常按照他的接头程序,在南京路的东亚旅馆登了记,并给他的哥哥写了一信,告知自己的近况。

与此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住进了陆独步的房间和隔壁的房间里。次日,陆独步的哥哥陆海防来到了旅馆,径直去了陆独步的房间,连门都没敲。一推门,陆海防就看见了在椅子里睡着了的特工,他立刻悄悄退出而没有惊醒那个打磕睡的特工。但隔壁房里由沈醉率领的特务发现了他,便朝着正在下楼梯的陆海防冲去。陆海防差一点就溜走了。他混进了拥挤的先施百货公司,在人群里不见了。但狡猾的沈醉躲在边门旁,当这个共产党员企图从边门溜走时,沈醉扑了上去,他拼命挣扎,但沈醉终于给他戴上了手铐。

事实证明逮住陆海防意义重大。首先,他出乎意料地很快就招供了。被捕的当天,他先被带到上海市政警察局的老闸捕房,几个小时后又被引渡到警备司令部的侦察大队。戴笠亲自监督审讯。还没有人碰他一下,光是在他面前摆出刑具,陆海防就自愿向军统出卖了他的上级。他是大家所知道的老共产党员中,投降最快的一个。其次,戴笠的人不久便发现,他在党内的职位非常特殊:他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最高领导人的英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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