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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章 报应(第1页)

“狄侍郎,我哪里做错了?”西门翀依然没有看到关健的地方。

“岂止是做错了,简直错得离谱……”狄仁杰叹息道。

也没有多怪西门翀。

做官要分几等,一般才到官场,特别是寒门子弟出身的,皆想有一番作为。但在官场上不是有作为就能上位的。然后到开始逐步领悟,有的官员慢慢会悟过来,原来不是我做了多少事,就能继续升官,还要对上司巴结,同僚勾心斗角,下属拉拢,以便对自己声援。有的官员就是在这个脱变的过程中坠落的,再加上权利带来的各种眼花缭乱的物质享受,丧失了本性。这类官员除了遇到一个**的朝廷,一般很难有作为。毕竟上层的官场,想提拨一名官员上位,也要看一看这个官员的大约品性。若是连这一点都不顾的话,这个国家也等于完蛋了。要么就是没脱变,依然是愣头青的官员也难以提拨,示看海瑞。或者包拯,他遇到了一个好皇帝,再看他的同年(同榜进士),韩琦、吴育、赵概、文彦博,然后在家中又为父母守孝十年,在重视孝道的宋朝意味着什么?所以一进仕途,就象做了火箭一样。而且他的不变通,也做了许多对宋朝不好的事。

第三类知道构筑一层关系,这一点狄仁杰到四十多岁才醒悟过来,才主动找到太子前来投奔,并不单单是看太子爱民神马。这个关系也不一定用金钱来维持,这是下等的关系,也有很多方法的,找一个大靠山,或者多拉几个有本事的同好,或者联亲,或者看中人才,在他困窘时伸出手拉一把,或者师生之谊等等。第四类知道权利的真谛,是一个个利益的交织。连皇帝都脱不了这个俗,否则有可能连帝位都保不住。

西门翀算是不错的,也是一个人才,担任官员时操守也好。可终是年青,虽然跟随太子多年,然而底子薄,没有见识太多官场上的内幕,大约只能刚刚进入第二层境界。这也不是奇怪,自己二十几岁时,与他相仿佛,所以都差点进了大狱。

太后找到他,也是看中他这一点。

资历浅,见识少,想乘皇帝不在时,打开一个突破口,但没有想到西门翀送了这个大礼给太后。

官员收入仅靠薪水,除了高层官员外,是难以维持生活的。能做到仅靠薪水度日的官员,百不足十。这个百分之十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家庭经济情况良好,不指望这个薪水度日的,升官仅是一种荣誉,否则百分之一都不足。但唐朝立国以来吏治还算清平,真正从百姓头上鱼肉的官员,也不过近半。另外的官员怎么办呢?有很多办法,比如让家仆或者亲戚经营。很多官员都有隐蔽的第二个收入。其一。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收入,比如种宴会,寿宴、喜宴、丧宴,甚至纳妾宴、儿子孙子抓周宴,下级官员与巴结的人总得要送礼吧。其二。最后就是这个火耗。

这一点很重要。

甚至有的州县官员,离开它都无法处理政务。西门翀是太仓令,不需要。然而作为刺吏与县令呢?

比如一些贫困的县,只配有一个县令与县丞,连主薄都没有。然而这些县是最难治理的,最简单要有衙役与文书之类,朝廷也有薪水,但不是官方的薪水,是在地方财政上克扣的。可难治理的地方,想要属下有动力,必须付出足够的薪水。不付出政令不通,一付出能不能公开在财政上标明?不能!所以这些支出,也是从火耗上克扣下来的。

这些情况自古以来就有之。

李威还与狄仁杰为此探讨过。

但两人都略带而过,李威没有深说,也没有办法说。若是朝廷扣克官员薪水,会越贪越烈,高薪养廉,人心无足意,还会贪墨。有一点,李威还没有说出来,朱元璋最恨贪官,他的父母亲、他的两个哥哥都让贪官生生逼死了,于是登基后杀死了几万官贪官,最高时一年放榜三百六十四名官员,一年后六人处死,三百五十八人戴死与徒流,一个也没有挪,但有没有杜绝贪污?

好象这也是华夏的一个美德,一做官就必须要贪墨,不贪不是华夏人似的。

原先李威也恨,然而成长到现在,他这几年有三个师父,一是狄仁杰,这是第一个与他讲种种道理的人,第二个是裴行俭,教他军事,第三个是母亲。防范着母亲,也在暗中学习。因此,对此也渐渐看得开了,只要不做得过份,得过且过。

特别是火耗,更是提都不能提的,这个话题比吞并田地、买卖人口还是一个禁讳的话题。

不能揭,谁揭谁难堪。

但两人还谈过一些东西。

主要是金银宝,金银作为货币系统,正式要到宋朝,但还是不普遍,虽然贸易发达,金银少,只能作为一种准货币系统,甚至不如今天唐朝的江湖地位。到了明朝后,银子多了,才成为明朝与清朝的主流货币之一。

李威是好意,提前将它弄了出来。也做了种种措施,包括防伪,推广以及提高来源的数量。但仍迅速产生了弊端。

第一个弊端就是价格的不稳定性,它不仅是准货币,还是一种贵重金属,这点不象纸币,除了做货币能做傻?写字、画画或者擦嘴?从海外带来了大量的金银,然而唐朝经济总量有多大?不是税务,唐朝的均税务只有宋朝的八分之一,别看那么大的疆域。但造成这原因是商税的不发达,以及免税的大户人家太多造成的。类似的还有明朝,比唐朝更穷。可是民间不是如此,顶多悬殊是宋朝的四分之一。一旦得到民间承认,迅速流通,唐朝的金银根本就不够用。况且民间继续需要它来制作精美的器皿与首饰。

于是价格果如李威派人扬言的那样,一路渐渐上扬。上扬后还造成一种结果,中国人喜欢跟风,价格越涨,越有人将它收藏起来,舍不得拿出来使用了。长久下去,没有官员为了火耗重新融化金银宝,也会有私人为了中间的差价,将它融化。

还发生了一件事,南洋一个小岛上盛产黄金,不知道怎么让这群海客得知了。但哪个岛屿上有一个佛陀誓的小国家,以前一直没有与唐朝来往,文明也很落后。对海客来说,却是一个大国家,因此几家海客联合起来,对这个小国攻打,经过数次鏖战,终于将这个小国灭掉了,死伤了几百个壮士。对这个不管的。

狄仁杰担心的是前点。最终金银来源会增加的,然而民间又将金银宝融化,一旦多起来,价格会成下跌趋势。大户无所谓,有的大户甚至比朝廷还要敏感。一旦提前抛售,吃亏还是百姓。那会给百姓带来一场小的灾场,也会造成许多纷争。

李威很是惊讶。狄仁杰说的正是泡沫理论。但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只好说了一句,再过两年看一看,若是情况恶劣,朝廷再做一次调整。对经济学,他也只懂一个皮毛,只能如此了。

第二个弊端不是火耗,而是税务。

当时李威为了减少不公平的现象,用了粮帛贡税与钱币贡税两种形式相互使用。不但便民,又公平,还有一些好处,比如同样的一个州县,在南山的必须到北山交粮,可是南山前面本来就有一条小河,粮食装上船了,就能运出去。那么我可以在南山就地将它卖掉,到北山用现钱代替税务。这是局部地区的便利。

并且按照等分,打了克折,这些克折是抛除运输的损耗的,朝廷最终得到的税务没有变化,百姓却少交纳了大笔的税务。这也等于减轻百姓负担,当然朝廷同样得了实利,一个运输的过程,一个保管损耗的过程,每一年就会节约不菲的费用。

用意是好的,可实施过程却不是那么回事。

就如明朝黄宗羲写的书中说过一个问题,无论两税法或者一条鞭法,实施的动机都是很善良的,然而一实施下去,税务却总是在加,也就是农业税务每变革一次,农民的税务都会加一次。又叫黄宗羲定律。可惜李威没有看过这本书,纵然看过也疏忽忘记了。

这现象后世也有,两个县同样的收入,一个县领导为了政绩,说我们是小康县,哗,升官了。另外一个县怜爱百姓,说我们是贫困县,官不想升了,可是老百姓受益了。那边小康县的老百姓还在奇怪,怎么看也差不多,怎么我们变成了小康,不象啊?别忘记了,你只是老百姓,埋怨不起来的。前者是混蛋,后者也不可取,一个个都怜爱老百姓了,国家要免税,要补贴,国家财政怎么办?最好是实事求事。但有几个官员能做到?并且肯定是前者居多。升官发财才是官员最主要的想法,爱民如子,起个屁作用?

唐朝亦是如此。

这个税务节省下来,然而官员却认为老百姓还有潜力可挖,于是变相地加了其他的税务,提高自己政绩。他们想法也不错的,你用钱代替了税务,节省了运输劳力与损耗,我有了政绩,你们也没有增加负担。可是不是这样的,比如前者的例子,北山的百姓继续在用实物纳税,损耗没有减少,劳力也没有减少,税务却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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