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子在建昌俘虏近四千名清军,大大出乎吴捷的意料。如何处理这四千名清军,也成为一件棘手的难题。
战斗刚一结束,战场上便出现打骂清军俘虏的现象,引起了吴捷的警惕。
清军将吴城镇、芦潭镇洗劫一空,又在建昌城外的村庄里肆行抢劫,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这次战斗历时近半个月,战士们奔波辛苦,又损失了战友,把仇恨都转移到了俘虏身上。
一时间,颇有人主张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把这些俘虏全部杀掉。
杀俘问题自古有之。直至近代,杀俘问题仍很严重,欧洲有,亚洲亦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红军一直强调“不杀俘虏”,把不杀俘作为俘虏工作的底线原则。
以不杀俘为开端,红军创造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俘虏政策,在瓦解敌军、战胜强敌发挥出巨大作用。
历来杀俘不祥。
从唯心主义观点来看,历史上嗜杀的武将,大多不得善终。
战国时,秦将白起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赵国几乎户户挂丧。白起最终失信于秦王,身死族灭。
西楚霸王项羽,于洛阳新安坑杀秦国二十万降卒,最终在垓下兵败自刎。
明朝开国名将常遇春,屡屡屠城,三十九岁暴薨,两子为国公,都失位而死。
明朝抗倭名臣胡宗宪诱杀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最终酿成更大的倭乱,胡宗宪也受到严蒿父子牵连,最终自杀谢罪。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华夏,杀降却是一件公开而普遍的事。例如,湘军统帅曾国藩便极力怂恿部下杀降,认为杀的太平军越多,太平军的力量越弱。
1861年,曾国荃攻下安庆,俘虏一万六千多名饥饿无力的太平军。这些太平军多为英王陈玉成的部下,意志坚定,头脑顽固。曾国荃不好处理俘虏,只好接受幕僚意见,将其全部坑杀。
事后,曾国荃又放纵部队在安庆城内抢劫,屠杀城中百姓。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自小在安庆长大,为人嫉恶如仇,听闻安庆被屠,便请求曾国藩诛杀曾国荃。
曾国藩当然不可能诛杀自己的亲弟弟,他反而语重心长地教导彭玉麟,要彭玉麟不要书生意气,放胆杀俘。
曾国荃因为杀俘太多,心中担惊受怕,萌生了退意。曾国藩立马来信鼓励曾国荃,夸他杀得好,杀得对。
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也有样学样,在江苏大肆屠杀太平军战俘。尤其是苏州杀俘事件,影响极为恶劣。
因牵涉到洋人,差点酿成国际事件。李鸿章内心忐忑,生怕政敌落井下石。谁知道,清廷不仅不怪罪,反而下诏说淮军杀俘杀得好。
抛开“杀俘不祥”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贸然杀俘,定会增强敌军抵抗意志,增加战斗难度。
例如,湘军、淮军在太平天国后期大规模杀俘。即使太平军将领主动投降,湘军也经常先诱降,再出尔反尔,诛杀太平军降将。一些太平军守将干脆破罐子破摔,和湘军鱼死网破。
湘军、淮军敢于杀俘,是因为他们力量强大,坐拥数十万部队,又有华夏数省财力作后盾,不怕太平军死扛到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湘军属于私人武装,战争一结束就要解散。不少军头巴不得天下好乱,好避免、拖延裁撤湘军。
对于复兴会来说,敌强我弱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假若贸然杀俘,必会引起敌军仇视,绝对是不可行的。
这层道理,复兴会的高级干部也都懂得。但在吴捷看来,不杀俘虏仅是最基本的要求。复兴会必须完善俘虏政策,确实善待俘虏。
早在镇江时,吴捷组织教导队,在培训复兴会干部时,便特意强调军队要善待俘虏,注重瓦解敌军。
自镇江以来,左七军经历的战斗不多,俘获有限,大体上能够执行复兴会的俘虏政策,没有出现杀俘虐俘等现象。
但这一次,部队一下子俘虏四千清军,必须慎重处理。既不能杀俘虐俘,也不能贸然释放俘虏。
否则,俘虏转身又跑回南昌,重新加入清军,吴捷岂不白忙活一场?
对俘虏问题,吴捷高度重视。他在建昌专门设置俘虏营,调政工部副部长李珊元到建昌具体主持俘虏工作。
正巧各军骨干云集建昌县,吴捷也让他们现场学习领会俘虏政策。
结合当时实际,吴捷制订了以下俘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