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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开了六个小时，目的只有一个：战争！一切都为了即将到来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战争！会后，国防总长张孝淮和参谋总长蒋百里被单独留了下来：“我们和德国的军事合作计划，其中有一项只在今年派遣一个秘密访问团到达德国，你们看谁担任这个访问团的团长为好？”张孝淮笑着说道：“恒帅把我们两人留下，心中早有人选了。百里兄早年留学德国，对德国比较熟悉，这次非他莫属。”“我的意思也是百里。”王恒岳朝蒋百里看了一眼：“百里，手里的工作暂时放一放，去德国看一看他们的发展，德国的发展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一点漏子都不能出。”蒋百里点了点头。“其实我们准备战争，但我没有打算一开始就介入战争……”王恒岳在他们面前袒露出了自己的心声：“战争的一开始，从准确意义上来说，将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所以谁能够把握住最恰当的时机介入到战争中谁就取得了战争的主动。”这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王恒岳对于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准备战争并不意味着立刻加入战争！“把戴笠给我叫来。”当戴笠来到王恒岳面前后，王恒岳直截了当地问道：“那些日本人现在怎么样了？”“正在进行游击作战。”“让他们加大一些力度，主动向日军发起进攻。”“是。”“告诉铃木正广他们，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快，我们的军队就将登陆日本，赤军的胜利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在此之前我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闪失！”反犹德国，新当选的总理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却又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将这些保证一笔勾消。如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为其自身的原则而斗争。“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这就有劳诸君作决了。”中间休息时，反对这一措施的敌人动员起来了。会议一恢复，社会民主党领袖便在发自走廊上的褐衫党徒的有节奏的喊声中发言，勇敢地提出抗议。虽有巴本的力谏，希特勒作出了回答，其方式足令人忆起早年慕尼黑啤酒馆起义时之情景。他用讽刺加谩骂攻击了社会民主党人。“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徒劳的反叛，而且吓坏了中央党。投票开始了。当戈林宣布选举结果时，441票赞成，94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后，国社党人同时一跃而起，大声欢呼，好像一场足球赛终场前几秒钟他们的队踢进决胜的一球似的。他们伸开双臂，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高举旗帜！紧密地站在一起，冲锋队员向前挺进，步伐稳健，平静……”在几乎未遭反对的情况下，民主便被从德国国会中一笔勾消了。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其它党派将希特勒誓不放弃的权力拱手交给了他。而交给了对他有用的权力，也很少被放弃不用。中央党领袖收到了兴登堡的来函，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您，总理已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正式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这些话系出自真心诚意，使暂时受到出卖的中央党人恢复了信心。大部分德国人都急于恢复信心，许多人争先恐后加入纳粹党。还有不少人用较隐敝的方式予以支持。公务员与官员们坚守岗位，使政权机器得以顺利转动，好像最保守的党已获胜似的。国会内所获胜利，使许多原来暗中支持希特勒的工业家们公开了身份。钢铁大王克虏伯公开在街头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写给希特勒的贺信中说，他与他的同事们坚信，德国终于取得了“建立稳定的政府的基础”。作为报答，克虏伯被选为德国工业界的沙皇，从而批准了大企业与国家社会主义联姻。希特勒选择赫加尔玛·沙希特出任帝国银行总裁也非偶然。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协助希特勒与工业界取得联系，与他一样，也憎恨民主和议会主义。在这一选择之前，希特勒曾问沙希特，银行能拿出多少钱来支持他的公共工程计划和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沙希特拒绝说出具体数字。但宣布，“将最后一个失业者从街头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钱，帝国银行就能提供多少钱。他取得了这个职位，一上任便发行了“梅福”券——这是由四家军械商联合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属研究有限公司”的简称——由国家负责其债责。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实际上与本票无不同之处，系一种短期借贷，期限可延至5年。沙希特计划之本意是无限地为政府提供贷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规模地武装德国。愿意为元首效劳的不仅有官员和工业家。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在为德国的复兴效劳。这些人中有哲学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诗人勃隆克和宾丁，以及德国最杰出的戏剧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不管哪个政府在位，他都拒绝抛弃其荣誉。那年春初，鲁道夫·宾丁写道：“我们应为祖国服务，没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离开学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兴。学院应保护创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出于这种合作精神，豪普曼于数星期后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又几个月后，他向哈罗德·尼科尔逊保证说，德国将一如意大利之所为，“解放自己”。革命在进行。但由于表面看来没有流血，许多德国人并不理解，或不想理解，这场“褐色革命”的初期有个很不惹人注目的名字叫“协调”。看来，统一祖国的过程进展顺利，未引起多大恐慌。它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置于纳粹统治之下，并为独裁统治播下种子。反抗之所以不烈，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坚持法律。由此，反对派相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类似魏玛共和的政府。在授权法开始实施当天，社会民主党向各地分部发出了一套指示，该指示表明，社会民主党是何等迟钝。关于应如何回答各种问题及其它世俗问题，该指示作了详细的说明，唯独对正在进行的纳粹革命应如何看待，里边只有一段文字。正当纳粹夜间在他们的领导人家里搜查武器时，正当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党人和共产党党嫌疑分子被抛进监狱时，原应作为保卫民主的堡垒的社会民主党。却在告诫党员，不要再记错帐了！“全市都处在恐怖的传染病中，人人言行小心谨慎”，那年春天，伊舍伍德在写到柏林时说道：“我骨子里感觉到了，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整个城市“都在窃窃私语，说那里在晚间非法抓人，还说冲锋队又在兵营内吊打犯人，强其他们往列宁像上吐口水、吞蓖麻油、吃旧袜等等。它们被政府的愤怒喊声淹没。政府通过其万口千人进行反驳。”在首都城外，尤其是在小城镇上，人们被一系列的群众集会，游行和壮观的场景搞得眼花缭乱。群众组织，被自愿“协作”进了国社党的组织。慢慢地，每个公民都发现自己与当局有了牵连。人们熟悉的老街被换上了新名。例如，在赫尔纳，拉道斯广场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贝贝尔大街成了赫尔曼·戈林大街。每星期天几乎都有新组织出现：什么母亲乡间学校、母子福利组织、儿童野营团、食品供应福利组织，等等，真是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