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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九章 谍战上海滩（第1页）

上海老饭店创建于清光绪元年，原名“荣顺馆”，饭店外观为飞檐翘角仿明清风格，古色古香。它地处繁华街区，紧邻外滩、南京路。老饭店的创始人是浦东川沙人张焕英，原是个厨师。1875年，他在南市新北门内城隍庙西首一条叫旧校场路的小马路上，租下了一幢年久失修的小楼，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荣顺馆。这家饭店设备陈旧、店堂狭小，老板自己掌勺烧菜，老板娘和儿子端菜、收账。虽然只是一家小小的“夫妻老婆店”，但因张老板烹调技术高超，烧的虽是肉丝黄豆汤、酱肉豆腐等上海家常菜，但味道鲜美、价格低廉、经济实惠，很受普通市民欢迎，开市不久就客源兴旺。

随着饭店生意越来越好，老板就在店名“荣顺馆”前加了个“老”字，成了“老荣顺馆”。店内不少常客嫌“老荣顺馆”叫起来麻烦，干脆只取一个“老”字，把它叫作“老饭店”，日子一久，渐渐叫出了名，老板也就索性把店名改为“老饭店”。酒香不怕巷子深，当年“老饭店”虽地处陋巷，但由于名厨高手代代相传，名声始终不衰，狭小的旧校场街也因此车水马龙，热闹起来。

高梵随陈恭澍走进老饭店，服务生把他们带进一个包间。里面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站起身，迎过来，握住高梵的手说：“13号？不，高老弟，几年没见，你变得的更潇洒了。”

高梵的手被紧紧握着，却神色恍惚，他根本对此人毫无印象。

“高梵，你真不认识他了，他就是徐远举。1932年你们曾经一起参加过军统培训班。而且，你们和戴处长三人，都是黄埔七期的。”

“哈哈哈，高老弟这是贵人多忘事。”徐远举略带嘲讽的笑着说。

“徐兄刚才说的13号又是什么意思？”高梵奇怪的问。

“哦，那是你的代号，咱们不谈这个，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陈恭澍又介绍了另外三位同僚，都是上海站的高级特工。他们坐下来，陈恭澍对高梵说：“本来戴处长要过来的，他临时有事，来不了啦，叫我们几个陪你，为你接风洗尘。咱们有几年没见了，今天得好好喝一场，咱们不醉不归。”

菜上来了，都是“老饭店”的招牌菜，有虾籽大乌参、红烧河鳗、扣三丝、油爆虾、糟钵头、八宝鸭、八宝辣酱等，摆满了一桌子。高梵虽不能喝酒，但每个人敬的酒，他还是喝干了，头脑开始发晕。

这时，徐远举倒上酒，对大家说：“我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来，咱们共同干一杯。”

“徐组长，要离开上海，去很远的地方吗？”高梵端起酒杯好奇的问。

“哦，徐组长得到了我们戴处长器重，将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将参谋，到西藏开展情报工作。”陈恭澍说。

几个人都举起酒杯，恭贺徐远举升迁。

“其实这次破获“怪西人案”，徐老弟功不可没。”

“哪里哪里，这都是戴处长英明果断，以及少校行动组长沈醉和众位同仁的齐心协力。”徐远举谦虚的说。

“怪西人案，这个案子听起来倒挺稀奇。”高梵说道。

“哦，这是最近破获的一起间谍案，怪西人案又称诺林事件，在审讯中，因为这个西方人，一言不发，我们称他为怪西人。”接着陈恭澍向高梵讲述了整个事件的始末。

很显然，诺林事件是上海滩最令人惊讶的间谍案，简直就是一个神秘的故事。海莱尔?诺林的真名叫雅可夫?儒德涅克，他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在上海他以法文和德文教授身份工作，而实际上他在领导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组织部。在妻子塔尼娅?诺林的协助下，他的职责范围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CEEI与FEB之间、FEB与CCP之间、FEB与远东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有的通讯，其中不仅有密码电报，也包括信件、包裹、非法印刷品等。他必须把从大都会贸易公司收到的汇款分发给FEB、CCP、共产青年国际等组织。公寓和房子，无论是用来居住，还是干业务或者是开会，都得由他来租借。掩护点的地址、邮箱和电报地址也是如此。

他的公寓里配有家具和佣人，一旦某个特工人员离开后便立即撤销。去东方工人大学的学生和共产国际的人员，都得经过上海。总之，所有与安置、财经和通讯有关的活动都在诺林的管辖之下。

他持一份偷来的比利时护照到了上海，用的名字是凡?德?克吕森。他在上海有10个不同的住处，8个邮箱，7个电报地址，两个办公室，一家商店和10本储蓄簿，共有储蓄50万元。这是极为巨大的数目，在大萧条时期尤其惊人。

警方首次察觉到诺林的存在，是从一个叫约瑟夫?独克劳化名为色基?拉?富朗的法国共产国际信使从新加坡经过时被警察逮捕开始的。在他的随身物品中，他们发现了一个电报地址和一个英租界的信箱号码。这个号码是一套复杂的通讯暗号，它后来被发现是由两套电码组成：一套用来与在亚洲的共产国际人员联系，另一套用来与莫斯科和欧洲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联系。

与此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线索，军统调查人员开始发现共产国际的这个网络。此案始于在湖北省逮捕了一名共产党嫌疑分子。他的名字叫关兆南，军统在武汉的审讯人员企图让他开口，但他在酷刑下一直拒不屈服，后来南京派了个司法官员说服他给共产党上海支部写信，让他们派信使来与他联系。

上海很快答应，并派遣了一个叫陆独步的人到达武汉，他马上被戴笠的人带走。虽然他在拷打下很快招供，但陆独步所能告诉他们的关于共产党上海支部的内部情况非常少，因为他只负责党的外部联络通讯工作。徐远举为戴笠出谋划策，巧施一计，叫欲擒故纵引蛇出洞。于是戴笠决定利用陆独步来引诱其他地下人员出笼，并将这个倒霉的共产党人带回上海，让警备司令部的侦察大队看管。然后特务们让陆独步照常按照他的接头程序，在南京路的东亚旅馆登了记，并给他的哥哥写了一信，告知自己的近况。

与此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住进了陆独步的房间和隔壁的房间里。次日，陆独步的哥哥陆海防来到了旅馆，径直去了陆独步的房间，连门都没敲。一推门，陆海防就看见了在椅子里睡着了的特工，他立刻悄悄退出而没有惊醒那个打磕睡的特工。但隔壁房里由沈醉率领的特务发现了他，便朝着正在下楼梯的陆海防冲去。陆海防差一点就溜走了。他混进了拥挤的先施百货公司，在人群里不见了。但狡猾的沈醉躲在边门旁，当这个共产党员企图从边门溜走时，沈醉扑了上去，他拼命挣扎，但沈醉终于给他戴上了手铐。

事实证明逮住陆海防意义重大。首先，他出乎意料地很快就招供了。被捕的当天，他先被带到上海市政警察局的老闸捕房，几个小时后又被引渡到警备司令部的侦察大队。戴笠亲自监督审讯。还没有人碰他一下，光是在他面前摆出刑具，陆海防就自愿向军统出卖了他的上级。他是大家所知道的老共产党员中，投降最快的一个。其次，戴笠的人不久便发现，他在党内的职位非常特殊：他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最高领导人的英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