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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灯口，一辆私家车忽然加塞，校车紧急刹停避让，段灼睡梦中的身体向前一倾，清醒过来，同样因为刹停而醒来的蒋随揉了揉眼，一脸茫然地望望窗外，又看向段灼，笑起来：“我刚才做梦梦见放假了，还没出去玩呢，就没了。”

他刚睡醒时的说话声很轻，还夹杂鼻音，会让人有种在撒娇的错觉，一束柔暖的光线在他脸上滑过，梦里那些荒唐的画面又在段灼眼前闪现。

蒋随握着手机躺在他身侧，看一部外国电影，蒋随看得入神，他却在用目光测量他的睫毛究竟有多长，去嗅他身上的味道。

最不能理解的是自己为什么会有去拥抱他的冲动，还要装作已经睡着的样子。他进行了一场有预谋的表演，只为了离他能再近一点。

再要说服自己，这只是出于友好的一个拥抱，他没办法做到，但要说这里边掺杂了情感和欲望，也并不成立，因为除了拥抱，什么都没有发生。

伸手拥住的那一刻，他的脑海里空白一片，以至于清醒过来，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抱着怎样的心态去接近他。

车窗被推开一道缝，微风送来一阵香，段灼再对上蒋随的视线，仓皇又尴尬地逃开，好像刚才是把真人给猥亵了一样。

之后一段时间，段灼专注投入到学习当中，白天上课，夜里复习，留清早和晚间的几个小时运动。他没有去游泳馆报道，只是通过一些有氧锻炼保持体能，最多的是和蒋随他们一起跑步、健身。

寝室的阳台都有个多层的收纳架，许多同学都用来摆放书籍或是绿植，有体育生的地方则不同，蒋随和程子遥在上边摆满健身器材，段灼每晚一边练听力，一边举哑铃，在做满两百个俯卧撑后洗澡休息。

这样的生活很累，每天睡觉时间大约只有五个小时，他上高中都没有这么累过，但竟然就这样坚持到了期中考结束。

分数没出来，但他心里有个大致的数，题目不算太难，他也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准。

王野简直是掐着点的，在他结束考试的第二天清早，就给他发消息，说是队里给他定的游泳装备到了，要他去办公室领，还强调要尽快。

这天的课程是满的，段灼磨蹭到傍晚五点才去了教师办公楼。

这是一栋老楼，没有安装电梯，段灼顺着楼梯往上爬，到第三层的一个转角，忽然听见了一道熟悉的嗓音。

可能是因为常年抽烟，王野的声音有着较强的辨识度，低沉沙哑，锐气逼人。

“他都大三了，难道还不懂事吗？我让他休赛而不是让他背处分，已经是很客气了。”

段灼扶着栏杆停下，站在原地向上望，以他的角度，并不能看见王野在和谁讲话，但心中有种预感，王野和人聊的事情，应该和张家延有关。

“你让他休赛半年，相当于明年的短池，全国冠军赛他都没办法参加了。家延跟我说，明年的全国冠军赛也是亚运会的选拔赛，冠军直接就能拿到亚运会参赛资格，你这样剥夺他比赛的机会，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在变相地惩罚他，要让他离开泳队？”

说话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说话态度略有些刻薄，能用“年纪小不懂事”这样的理由来维护张家延的，应该就只有他的母亲了。

王野听后笑了一声，嘴角扬起的弧度和笑声里是不加掩饰的散漫和轻嘲，仿佛是听见了什么荒诞的新闻。

他单腿微曲，倚在栏杆说：“且不说国家的文件还没下来，明年的冠军赛是不是暨亚运会选拔赛还没有确定，就算是这样，照张家延目前的水平来看，把他放在任何一个项目，都没有拿冠军的可能。”

这话显然是触怒了对方，女人的嗓音徒然拔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赛都还没比，你身为他们主教练，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段灼瞧见王野从兜里摸出一包烟，也许是考虑到对面的是个女人，又放了回去。

“正因为我是他们的主教练，我跟他们朝夕相处，太熟悉了，才最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张家延先天的优势并不突出，他只能靠后天加倍的努力去弥补那点不足，而结果你现在也看到了，他努力的方式是什么呢？不是思考自己哪里不足，不是向优秀的队员讨教学习，也不是加倍的训练体能和肺活量，而是往队友的衣服上放仙人掌，给队友吃火腿肠，想方设法让别人失去比赛资格，他现在的心思已经完全跑偏了。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那个队员的母亲，你怎么想？”

女人滞住，迟迟没有言语。

“体育竞技很残酷，什么‘努力了就一定就会有收获’这样的心灵鸡汤在这里不管用，体育生的努力和收获注定是不对等的，可能别人只需要练半年，甚至几个月就能达到的速度，张家延需要三年，五年，这需要很强大的意志力，而不是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如果连这点都意识不到，接受不了，那我想说，他真的不太适合这个圈子。”

王野的态度已经表示得很明确了，但张家延的母亲似乎没理解，又或者说，听懂了也装作没听明白，继续为张家延争取比赛机会，喋喋不休的。

段灼一直保持着仰头的姿势，脖子都僵了。

“我们家延从十岁就开始练游泳了，你说他没有毅力，我是不同意的，他只是一时犯糊涂，我们已经教育过他了，他也保证不会再犯。”说着，她从包里掏出了一包东西，递向王野，“不瞒你说，我们不求他拿个什么世界冠军，就是起码的，得在大点的比赛上露露脸，以后履历也好看一点。”

饶是一向狂野不羁的王野在看到那东西后也是吓得连连后退，摆手道：“收回去收回去。”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你不说，我不说，没有人会知道的。”

段灼轻轻地抬脚，后退到他们瞧不见的地方，张家延母亲的这个动作，这一番话，让他意识到，张家延那种畸形的三观，并不是偶然形成的，也很难真正地改变他。

因为在他眼里，这只是取得胜利的一种方式，就像蒋随之前提过的那些韩国人一样，他们不择手段，却坚持认为是在公平竞争，只要裁判不判罚，不下场，就觉得自己是光明正大地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