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被压制极其忿怒夺政权疯狂报复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听政时没有考虑到哲宗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哲宗的教育。高太后拟任吕公著、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担任哲宗的侍读大臣,想通过教育使哲宗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历史经义的好皇帝,尤其是让哲宗仰慕仁宗,而不是锐意进取的宋神宗,因为宋仁宗曾经创下了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清平盛世。
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哲宗的管教也是非常地严格。为了避免哲宗沉溺女色,高太后派了个年长的宫嫔照顾好他的生活起居,又令哲宗晚上在自己的榻前阁楼中就寝,限制他自由活动的空间。
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民间却传出宫中寻找乳母之事。大臣刘安世得知后大惊,哲宗此时才14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是否皇帝迷恋声色?刘安世上了奏章,告诫哲宗须自重。另一大臣范祖禹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极为激烈。高太后对外解释说,是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但私下却将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唤去审问。哲宗后来回忆说那些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睛,脸色惨白无血,哲中心里很是害怕,后来才知道是刘、范暗中告了状,而自己却浑然不知。高太后的这些做法,目的为了照顾和保护哲宗,却使哲宗感到窒息,无形中也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
更让哲宗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德妃过于严格,甚至是苛刻。或许是她有着某种隐忧,担心哲宗母子会联合起来,威胁自己的垂帘地位。朱德妃出身寒微,幼年时遭遇极为坎坷,其生父早逝,后随母亲改嫁,继父见她,百般讨厌,只好投奔亲戚,在舅舅家中长大。朱德妃入宫后,初为神宗的侍女,后来生下了哲宗、直到元丰七年才封为德妃。朱德妃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直是毕恭毕敬、情礼兼到。
元丰八年十一月,朱德妃护送神宗的灵柩前往永裕陵,途经永安。当时,大臣韩绛任河南知府,亲自往永安迎接灵柩。朱德妃走在后面,韩绛也去迎接。高太后知道了此事,竟然指着朱德妃勃然大怒:“韩某乃是先朝的大臣,你又怎能受他的大礼?”吓得朱德妃淌着眼泪,不断地谢罪。哲宗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德妃却未能母以子贵,只能尊为太妃,没有受到应有待遇。在如何对待朱太妃的问题上,朝廷中曾经有过不少的意见。有人想趁机拍拍高太后的马屁,欲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凸显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有人想着将来终究会是哲宗掌权,主张尊崇朱太妃,以显示天子的仁义、孝道。但高太后却是另有打算,以此压制朱太妃。
直到元祐三年的秋天,才允许朱太妃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向太后的一样。哲宗亲政后,立即下令母亲的待遇完全与皇太后向氏相同。从哲宗生母的待遇问题上,从中看出哲宗其间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们所做的一切,对于哲宗来说,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哲宗早慧,**岁时便能背诵7卷《论语》,字也写得非常漂亮,颇得父亲神宗喜爱,以神童誉之,不为过分。
元丰七年三月,神宗在宫中宴请群臣,时年9岁的赵佣随同。赵佣虽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却表现十分得体,赢到了父亲的夸赞。
哲宗即位后,辽朝派来使者来参加神宗的吊唁活动,宰相蔡确因两国服饰的不同,怕年幼的哲宗心悸,便反复给哲宗讲述契丹人的衣着和礼仪。哲宗先是沉默不语,待蔡确絮絮叨叨地讲完了之后,他忽然正色地问道:“难道辽朝的使者就不是人吗?”蔡确一愣:“当然是人,但他们是夷狄。”哲宗道:“既然是人,又怕他做甚?”言辞怪诞且极为锋锐,蔡确无言以对,惊恐万状地退下了朝来。
少年老成的哲宗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和不满。每次大臣向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哲宗都是缄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哲宗回敬道:“已经处理得当,还要罗嗦些什么?”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摆设而已。
哲宗经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他为何?哲宗回答:“是父亲(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哲宗将来必然会清算自己的举动。大臣刘挚曾经上疏,想让高太后教导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小人。高太后叹气,曰:“本宫常与孙子谈论这些,可是他却不以为然。”由此看出高太后的担心害怕,当然就更不敢放下手中的权力。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改元绍圣,他大力打击元祐大臣,在章惇等人的鼓动之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废了高太后的称号及其待遇。也许在最初,哲宗对父亲神宗的理解只是出于崇敬,但元祐时期被冷落和忽视的经历,加剧了他对元祐政治的不满,便去极力地推崇父亲神宗。可见,在哲宗的政治抱负中,有着浓厚的个人感情因素,使得人生也多了些悲剧色彩,朝野上下的泾渭也是益发地清晰明了。
哲宗亲政后,召回章惇、蔡卞、曾布、黄履和蔡京等人。这些人曾经是神宗变法时期的重要人物,但在经历了元祐时期旧党的残酷倾轧和迫害之后,他们的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遭到严重的扭曲。他们复出后,便与亲政的哲宗一样,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章惇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章惇返回朝廷后,不忘刘挚和王岩叟等人对新党的攻击,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绍圣元年(1094),章惇在哲宗的支持下,将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人贬到了岭南。章惇还利用哲宗不满当年刘安世和范祖禹谏宫中寻找乳母一事,将两人也贬到岭南。
绍圣四年,章惇等人频频上奏,哲宗又开始了对元祐大臣进行新一轮的打击。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甚至要掘两人坟墓,鞭尸报复,由于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之事”相谏,哲宗才无奈作罢,但两人的后代都被牵连遭贬。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全被贬出朝廷,相继来到了岭南。
高太后垂帘时,任用顽固派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一上台,就把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驳得一文不值,全部废止。宋哲宗对司马光和高太后的执政与压制感到十分厌倦,极其不满。
哲宗亲政后恢复了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次年改元“绍圣”,停止与西夏的谈判,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
宋哲宗是北宋时期较有作为的皇帝。但是由于在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党争不但没有获得解决,反而在宋哲宗当政期间激化了矛盾,种下了北宋灭亡的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