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冗官的高密集政治结构与面积并不大的疆域范围尚且会面临这些帝制王朝的共性问题,可想而知古代帝制在面临内部问题所受到的阻碍。
古代帝制虽然集权,但作为一种古代政体,本质上还是要依赖其掌握的核心人力、资源、技术,这就决定了帝制王朝的局限性其实相当之大。
技术水平的局限决定了帝制中枢的局限,但唐之后的中原王朝不再着力于对外扩张确是事实,主要是受制于帝制本身的局限。
帝制本身的局限决定了在疆域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会逐步放弃对外扩张,帝制的僵化则会导致国家陷入封闭。
由宋代开始,帝制开始与社会发展出现了脱节,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私营工商业所占经济份额大幅度超越了官营工商业。
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小农经济社会环境的流动性增大,社会的活性增大,帝制政体所依靠的社会经济环境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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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初的政治架构,明代的帝制结构走向了进一步的集权化,开始出现不适应帝制结构倾向的经济环境与日益加强的封建帝制之间开始形成对立关系。
帝制的政治体制要求政治体制保持极端的统一稳固,明帝国最大的影响在于重构帝制的同时,将帝制的集权化加强到了最强。
所以帝制王朝始终会对任何可能打破静态平衡的力量保持警惕,甚至不惜扼杀无法有效掌控的新兴社会生产部门。
明代的海禁就是这一点的典型体现,沿海私人贸易作为新兴的经济部门无法被帝制王朝充分掌握,于是乎便加以打击,干脆海禁。
当经济基础刚刚发生变动,僵化的上层建筑往往并不会主动调节改变自身的中枢结构,而是会去试图限制经济基础的变革。
华夏古代帝制这个神经中枢受限于自身的局限,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则又恰好走向了僵化,曾经主宰汉唐帝国的对外扩张,最终在明清的时代变迁当中逐渐腐朽。
小农经济基础决定了古代帝制政体本身存在的局限。
唐的疆域和综合国力已经是君主专制这种制度所能支撑的极限了,自唐中期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商业在华夏经济地位的提升,导致君主专制不适应这个国家了。
宋元明清时华夏表现出的内卷和衰退,其实是君主专制强行适应华夏的经济潜力导致的结果。
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是税收,而农业帝国的专制君主,收税能力还是利用税收的能力都不是很有效率。
国家稍微大一点儿就得需要个代理人来替他收税,代理人多一点儿贪污就管不过来了。
所以,庞大的帝国基本上都是地方的税收地方用,中央想收也收不上来。
而人口少资源贫瘠的地方,虽然殖民开发的潜力是有,但这笔前期投入中央是不肯出的,因为回报根本进不了中央的口袋。
地方势力倒是愿意投资,但是中央不允许,因为君主专制的前提是有实力压制臣子,像诺曼底公爵那样地盘扩张的比君主还大,不造反就没天理了。
唐帝国就是走到了这个砍儿上,国家越来越富裕,地方势力就越来越强,君主相对的实力就受到了挑战。
要想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央政府需要掌控国家的绝大多数军队,而这需要中央政府非常有钱。
这样的财富绝对不是那种粗放的税收制度和皇家直属领地的税收可以满足的,政府想要更有钱,靠农业是不行的,得靠商业。
贸易带来的利润能产生巨大财富,大的能支撑一个小国供养大规模职业军队在世界扩张,而且扩张殖民对商业的益处既直接又迅速。
一个殖民点的商业利益可以让扩张的投资迅速回本。
其实自唐以来,华夏的商业潜力已经显现,而且成为了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
但是,商业发展带来的是商人的崛起,而商人是封建君主无法控制的一种势力。
他们不被土地束缚,皇帝对国家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可以威慑地主却吓唬不了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