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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第2页）

前文中没有提到的，在这里应该再补充两句，想是有其必要：抗战初期在重庆，大家都

认识到团结一致的重要，也只有一心一德、同舟共济才能应付当时的艰苦局面，所以根本就

没有「防贼」之心，特别是「家贼」。其反映于事实上的，就是汪派一帮人鬼祟行径虽不甚

严密，可是情治单位根本就不去注意他们的活动，也可以说是当局从未下达此类的指示，因

而他才毫无拦阻的离开了重庆。说得更清楚一点，当时如果有人监视他的行动，就不会有以

后的那些事故了。

再说到我们奉戴雨农先生之命调派到河内工作后的一段短时期中，虽奉令监视汪某的行

动，并搜集有关汪派的活动；可是这两样事，我们一样都没有做到家，除了前文说过的之外，

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连重庆派来与汪某洽谈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至于来人中有谷正鼎先生

等等，那都是在其它资料中看来的。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

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那里，眞是

滑天下之大稽。这如果不是笔者道出，谁会相信！

还有一节，笔者在早年也不理解，事至今日，才算约略的懂得了一点；有人问，为什么

一方面要派人监视他，而另一方面又派人劝说他，而这两方面却是相互隔离，其间竟毫无联

系！这倒也简单，监视他的属于情报活动，明说就是特务工作；劝说他的可视为政治运用，

应列入现代的「政战」范围，两者各司其事，再由上峯提纲操纵以总其成。进一步解释，这

里面还分有高下明暗的层次，干特务工作的是基层，也是下层，是暗的；从事政治运用的，

较为高级，可名之曰中上层，是明的；然后才是发号施令的高阶层。

就事论事，那个时代有些个事务，还没有制度化，像前面所说的这段故事，也近乎各干

各的；不过，汪精卫的这桩公案，史无前例，到底应该怎样处理，相信谁也没有一个准主意，

所以还有待于事态之发展。于此看来，情报工作可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笔者说一句马后炮的话，如果当时我们情报能够深入了解汪某正处于进退失据的困境

中，再加上各类性质不同的工作单位举措协调得法，对处理汪某一事，到后来很可能就会产

生不同的结果。而事实上据笔者推算，到了重庆派人到河内对汪精卫进行说服工作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