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机智和统御经理的能力买马招兵,屯粮制械。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外,一般以防区自给自足为原则。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ldo;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rdo;,越能看透地方的详情,洞悉人力和物资之所在及征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涂虫,他早知道安禄山能干,足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禄山必反。
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边防着重实际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节度使也是一个统辖数区)。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需要组织重点,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在这种前提之下,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朴雷同各种职位互相转让互相交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组织精神相反,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边区表现才干,回头到长安却被贬屈或不如意。张守圭在幽州掩饰战败。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也有杨国忠为他掩饰,反叙战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禄山的战略失宜,也仍因军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满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乱可以看作这两种体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
长安的政府也早洞悉这中间的蹊跷。李林甫为相的时代,就开始以文人在京&ldo;遥领&rdo;节度使,而在当地另由武臣实际掌握一切。只是这种办法,只能装饰门面,不能消释内在的冲突。至于&ldo;蕃将&rdo;,则不是问题的重心。他们的出现无非显示官僚机构与军事组织格不相入。以外国人任高级将领,反可以缓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为高丽人,李光弼为契丹人,哥舒翰为突厥人,并没有因此滋事。
至于安史之乱经过七年多,则可见得拥蕃兵造反,易放难收,当日作战的方式是纵容士兵掠夺,一经开始,也不可能由高级的意旨结束。虽然原始资料没有适当的纪述,我们也可以想像安庆绪著人谋杀安禄山,史思明之杀安庆绪,史朝义之杀史思明和李怀仕杀史朝义不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军的组织中必包含着多少的矛盾。这也和李唐皇朝内种种黑幕相似。肃宗作太子时,就受玄宗猜忌。他虽在光复长安之后,迎太上皇还都,但是后来听任宦官李辅国之议,迁太上皇于西内。《新唐书》的&ldo;宦者列传&rdo;即说&ldo;玄宗以迁崩&rdo;。官方的纪载则是玄宗与肃几乎同时去世,相去只十二日。这还不算,代宗李预之即位也要杀张皇后除宦官李辅国。此类事情既重叠不断的发生,我们也不能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所想控制的过于庞大,引用的原则过于简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真有人事冲突时无法圜转,而只有起极端,甚至亲属也成世仇。
我们在一千两百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出安禄山的叛变,表面是被剿灭,实际上是两败俱伤。唐朝的文官制度,经过武后和玄宗间的惨淡经营,渐有头绪,东南的物资,至此也能供应朝廷所在的地区,但是企图组织北方的国防线的计划,却经过此次变乱而永远无法实现。安禄山叛变的根据地,有如《新唐书》所说:&ldo;付授叛将,护养孽萌&rdo;,&ldo;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rdo;。有了这段事实,再加上以后五百余年的历史纪录,我们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乱不仅是当日&ldo;九重城阙烟尘生&rdo;,而是随着这次事变呈现了一串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后方,有如裴耀卿对玄宗所说:&ldo;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rdo;而北方的国防组织,则因为战马的需要,光是&ldo;精密耕作&rdo;不能保证其供应,而必须配入&ldo;广泛农业&rdo;,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范围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数民族作为组织上主要成分之一。这两种体制,是否能够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枢掌握?而这同一的中枢是否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组成?&ldo;大历史&rdo;所提及的&ldo;第二帝国&rdo;,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历史的重心所在则是解答这一类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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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ldo;藩镇之祸&rdo;的真面目
我们从小学历史,都知道唐朝有&ldo;藩镇之祸&rdo;。但是对其实际情形则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读者的观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则是大批读物缺乏紧凑的综合叙述,只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读者无所适从。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观点,已不符合现代的眼光。现在让我作一段简单的介绍:
所谓藩镇之患,开始于安禄山叛变之后。起先只有&ldo;河朔三镇&rdo;,此即是庐龙(今日北京及沿长城一带)、成德(稍南与山西毗邻的地区)和魏博(渤海湾迄黄河以北)。每一个镇(有时也混称为&ldo;道&rdo;)辖五、六州或十余州,约占今日三分之一个行省的面积。每一个镇的首长即是&ldo;节度使&rdo;,也就是军事首长,兼理税收民政。安史之乱既平,朝廷无力追究其组织系统,只让一批降将,统率这些地区。于是这些地盘,都成世袭。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他们一离开任所,就自派&ldo;留后&rdo;,也等于副长官和继承人。有时他们也用进贡的方式,向朝廷呈献一部物资,但是税收及其军制,则自行勘定。其中也有军士驱逐他们的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后追认。而这种独立及分化的运动,延布到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乘朝廷软弱而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