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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盗墓觅宝之事古即有之，现代更加激烈。其方法、技术、工具演变至今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用军用罗盘、探测仪，开挖用雷管、炸药、电锯，运输通讯汽车、摩托车、手机。因而打击盗掘古墓、贩卖走私文物的斗争更为复杂艰巨，任重道远!

现代猖獗的盗墓活动

民间有句老话，卖什么吆喝什么。一个盗墓贼，说得夸张一点，就是一个盗墓专家。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对象，真可谓了如指掌。

盗墓贼盗墓的目标性非常强，比如，进入墓室会直接挖向棺材的位置，先在&ldo;左肩右脚&rdo;找东西，再到耳室（东仓西库）搜罗，至于其它位置，则看时间长短而定，时间短则弃之。&ldo;看地形&rdo;也有很多&ldo;心得&rdo;，比如&ldo;秦埋岭汉埋坡&rdo;等。古代盗墓挖坑都是&ldo;方&rdo;型坑，近代为&ldo;圆&rdo;型坑，这就是所谓的&ldo;古方近圆&rdo;。

一个现代的盗墓团伙，其成员一般在三到四人，不会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过五人。这几个人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有些团伙甚至在传统的经验技巧上加入了很多高科技成分，比如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这些团伙的盗墓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大，几乎是灾难性的。因此说盗墓是对人类文化遗存最野蛮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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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的判决：对盗墓的惩戒手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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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传统的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ldo;耕地诫侵连冢土&rdo;，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ldo;奸人&rdo;盗墓，已经有&ldo;以严威重罪禁之&rdo;的惩罚措施。

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我们在那个时代的相关书籍中也可以看得到。

《淮南子》说到刑法有&ldo;窃盗者刑&rdo;，&ldo;发墓者诛&rdo;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到，在汉代，政府对于盗墓者的惩罚还是相当严厉的。

汉桓帝时，宦者赵忠埋葬其父时违犯丧制，冀州刺史朱穆下令查验，属下&ldo;发墓剖棺&rdo;。桓帝得知后大怒，令朱穆赴廷尉请罪，罚作劳役。太学生数千人请愿，才得以宽赦。

《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ldo;有故冢毁废&rdo;。诏曰：&ldo;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rdo;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北魏盗墓的行为同样是被当权者明令禁止的。

到了唐代，关于禁止盗墓的法律就更加详尽了。《唐律疏议》中就有关于对&ldo;发冢&rdo;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ldo;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rdo;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

据《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记载，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六月戊戌颁布的诏书中，有关于司法的内容：应京城天下诸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及关连徐州逆党外，并宜量罪轻重，速令决遣，无久繁留。从这则诏令上可以看出：在唐代，&ldo;开劫坟墓&rdo;与&ldo;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rdo;以及&ldo;关连逆党&rdo;等都被列为最严重的罪刑，是州府一级地方司法机构不能够判决的。

两年之后，咸通十二年即公元871年五月，唐懿宗又有&ldo;慎恤刑狱&rdo;的敕文宣布。其中又说道：应天下所禁……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开发坟墓外，余并宜疏理释放。

又过了两年，咸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73年的四月，因&ldo;佛骨至京&rdo;，唐懿宗亲迎礼之，又发表制诏，宣布：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纪递减一等。其京城军镇，限两日内疏理讫闻奏;天下州府，敕到三日内疏理闻奏。可见，在唐代，即使遇到特殊的庆典盛事，无论是大赦天下，还是有减罪赦刑时，&ldo;开劫坟墓&rdo;作为重罪，都不在特赦的范围之内。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ldo;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rdo;，然而适得其反，以致&ldo;众滋不悦&rdo;，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ldo;发墓毁棺&rdo;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ldo;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rdo;。民众的&ldo;不悦&rdo;、&ldo;失望&rdo;，都表现了对于&ldo;发墓毁棺&rdo;反感的共同心理倾向。

因此说，早在唐代，无论是从国家法律还是从民众心理倾向上看，人们对于盗墓行为都是极端的反感或着说是痛恨的。

对于盗掘坟墓的不耻行径，并非只有汉民族的人有着激愤的心情，就算当时并不是很重视墓葬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进行惩罚。金太宗二年（公元1124年）二月，诏有&ldo;盗发辽陵者，罪死。&rdo;对盗掘辽朝帝陵者予以严惩的命令着于《金史》帝纪，说明当时最高执政者对于盗墓者的态度之严峻，曾经形成过一定的政治影响。《金史》卷四五《刑志》又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事：&ldo;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日：&lso;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rso;&rdo;这段话就更能显示出当时最高统治对于盗墓行为的明确态度了，对于那些对盗墓进行揭发的人根据情况进行赏赐。自古以来，人们赏赐告密者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赏赐盗墓告密者的，金世宗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吧。由此可见，与刑罚结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有效地惩治盗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