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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司马弑君(第1页)

司马父兄三人分别三次平定了淮南叛乱,这难道说是天意吗?如果说司马懿当初诛杀王凌是因为用兵如神,洞悉人心的结果,那么司马师诛灭毌丘俭,司马昭剿灭诸葛诞难道不是因为用兵方略得当,魏国民心向背使然?可见司马家在曹魏的统治根基越来越牢不可破。论军事水平,司马兄弟可能不及其父司马懿,但要论政治手段,司马昭又确有独到之处。淮南平定后,有人建议将俘虏的吴军全部坑杀,因为这些吴人的家小都在江南,绝不能放他们回去成为后患。司马昭却说道:“古人用兵以保全国家为上策,只杀其首恶即可。让吴兵败走回乡,正可显示我中原国家之大度嘛。”结果司马昭对吴军俘虏一个不杀,愿意回去的放其还乡,不回去的就在洛阳附近地区予以安置。授新近归降的吴将唐咨安远将军之职,其他吴军将官也都给予封号。一通操作下来,所有人都对司马昭的做法感到心悦诚服。还有那些被诸葛诞胁迫掳掠的淮南士民,司马昭全部予以赦免,任其归家。文钦虽然是曹魏叛臣,但司马昭同样允许文氏兄弟收敛其父尸体,并配给车马进行安葬。司马昭的政治安抚深得人心,淮南地区从此安定下来。

司马昭回师洛阳后曾给此次平叛立下大功的王基去信道:“当初众人议论纷纷,都觉得应该将人马转移到险要之地,我因为没有亲临实地去考察,也认为应该转移。将军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惜上违诏命,下拒众议,并最终擒敌制胜,虽古之良将,不能超越啊。”司马昭取得淮南胜利后,看到唐咨、王祚等一众吴将都来归降,认为可以利用吴国内部的裂痕顺势进兵灭掉东吴。王基知道司马昭的想法后立即进谏说:“以前诸葛恪挟东兴获胜之余威,倾江南之兵围攻合肥新城,城不能克,兵士却死伤大半。姜维借洮西地利,轻兵深入,结果粮饷不继,军队在上邽(今甘肃天水)覆没。这是因为取得大的胜利后,全军上下就可能轻敌,轻敌便可能忽视后面的困难。现在吴国外部新败,内有忧患,却正是他们加紧防备之时。吴军出来征战已近一年时间,人心思归。如今我军歼敌超过十万,有罪之人悉数擒获。历代征伐,没有像今天这样全胜克敌之盛况的。以前武帝(曹操)官渡战胜袁绍后所获颇多,却不再追杀,就是怕因失误而挫伤自家的威势和锐气啊。”王基的意思就是魏军大胜后不应再继续穷追猛打,因为江南必会有所准备。司马昭深为王基之言所动,于是休整队伍,不再深入江南。王基因功受封东武县侯,受命为征东将军,总督扬州军事。王基此时已年近七旬,也是自魏文帝曹丕时代起就出仕的四朝老臣了,以善于军事谋划,讲求大局为时人钦佩。王基后总督荆州,于任上去世,享年七十有二。

司马昭的淮南平叛可以说是数次平叛中难度最大的一次,却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是靠仁德服众才夺取了胜利。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当初司马昭东兴之战失利后因手下委过于己而杀人泄愤,为什么现在却能虚怀若谷,听取下属的意见呢?还是因为屁股坐的位置不一样了,头脑也会随之变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什么位置就要向外展示出什么样的风度和气量。司马昭现今独揽大权,笼络人心以使天下臣民愿意追随自己比起一城一地的得失,一战一伐的胜败都显得更为重要,只有达到曹操当年诗中所言的那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境界,司马家的权势才能长久、稳定得保持下去。当然,对于那些阳奉阴违、笑里藏刀的两面人,司马昭也是绝不会手软的。搞政治,就要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杀人立威与慈悲为怀同样都是政治需要。

淮南平定后,众人皆大欢喜,唯有皇帝曹髦比较郁闷。曹髦对待诸葛诞发动叛乱后的心理状态有些复杂,他既不希望诸葛诞起事得手,因为那样的话,司马家也许被灭了,却又会冒出一个诸葛家,无非换了个权臣而已,曹髦自己恐怕仍然是个傀儡;但曹髦更不愿看到司马昭轻易成功,因为司马家如果赢了这一局,今后魏国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抗衡,曹家的江山恐怕就要拱手让位了。曹髦应该更倾向于后者,然而遗憾的是司马昭赢了,赢得还很彻底,曹魏的东南地区从此尽归司马氏掌控。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曹髦无奈,只得审时度势,继续认怂,并采取一贯大肆封赏的策略来麻痹司马昭。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四月,司马昭从淮南回到京师后,曹髦命将这次平叛战役中关键的战略要点丘头改名为武丘(今河南沈丘县),以表彰司马昭在此立下的功绩。五月,诏令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个郡,加九锡。司马昭却故技重演,先后推辞了九次。曹髦只得收回成命,增封司马昭食邑一万户,食三个县的赋税,司马昭的儿子中没有爵位的都加封列侯。要说司马昭也是够能装的,估计是继承了老爹司马懿能忍能装的性格。眼下整个曹魏都在司马家的控制之下,封了相国,做了晋公又有何妨呢?此时曹髦的做法显然已不能打动司马昭,这表明,司马昭已经觉得曹家的皇帝没资格来封赏自己,因为再高的封赏仍然是在皇帝之下,或者说司马昭只能以臣子的身份接受封赏,但司马昭不接受,这就很说明问题了。换一个角度说,司马昭看不上这样的封赏,如今魏国的天下尽在司马氏手中,朝野上下臣民效力,将士用命,司马昭拥有一个皇帝可以拥有的一切,自己才是真正的九五之尊,用不着谁来敕封。除非曹髦让位,干脆让司马家做了皇帝,那就是禅让了。曹髦会禅让吗?当然不会。别看曹髦年纪轻轻,此时不过十六、七岁的样子,但曹髦可是公认的四有青年,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曹家血脉中流淌的血性,随着曹髦年龄的增长也在一点点积聚,只等着爆发的那一刻了。

魏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正月,四处传说魏国境内有多处地方的水井中见到有龙出现,群臣都以为是吉祥的象征。曹髦却说:“龙代表君主之德,可现在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却屈居于水井之中,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曹髦还借题发挥作出一首《潜龙诗》,寓意自己就像潜龙一样,本应遨游于天海之际,却受困于井中,受泥鳅鳝鱼等的欺负。曹髦是想借此诗发泄对自己不能主持社稷,时常受到司马氏的欺凌与摆布之境况的不满。但更为不满的却是司马昭,当听说《潜龙诗》的事情后,司马昭心说皇帝小儿什么意思?这是不愿在井里呆着,想出来走两步儿吗?后世有人说,正是因为曹髦的这首《潜龙诗》,成为和司马昭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信号。不过这个信号冒出来的有点儿早,因为真正出事儿是在一年多以后了。

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四月,曹髦诏令有司官员遵照以前的命令,进位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又来了,曹髦好像除了会加封司马昭以外也干不了别的。但蹊跷之处正在于此,因为下一个月,即五月,曹髦认为自己的权力日益削弱,对司马氏感到无比的愤恨。乍一看,还以为曹髦犯了神经病呢。怎么上个月刚刚加封了司马昭,这个月就无比愤恨呢?那曹髦到底想不想给司马昭加封呢?恐怕只有一种解释,曹髦给司马昭的加封是被逼的,包括以前的历次封赏,曹髦是迫于司马昭及其家族的威势不得不用加封来缓和局面,同时也让自己承受巨大压力的内心得到一定的平复。曹髦本想用封赏去麻痹司马一族,结果却成了被逼无奈之举。最要命的是,被人家逼着封赏了,司马昭又多次拒绝,然后又赏又拒,司马昭你是耍着皇帝玩儿呐?这么看来,曹髦是得犯病,这样耍着人玩儿,好人也给逼疯了。令人有些疑惑的是,从甘露四年正月曹髦做《潜龙诗》到景元元年四月曹髦再次加封司马昭,这中间一年多的时间里,究竟魏国发生了什么?在曹髦和司马昭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找遍史料,没有看到相关记载,难道是史家刻意隐瞒什么吗?也许没有任何隐瞒,一年多时间里,司马昭继续独揽朝政,而曹髦继续扮演傀儡。有人也许注意到了,景元元年(公元260年)这一年的年号发生了变化,司马昭继五月受封相国、晋公后没有再拒绝,至少史书中没有司马昭拒绝的记录。这或许说明,司马昭不想再装了,装累了,于是再次逼曹髦加封自己,所以下个月曹髦才会有无比愤恨。因为司马昭接受封号,意味着距离皇帝宝座仅仅一步之遥了。于是才有了后面的事情发生,也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论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语出自曹髦之口,这一年,曹髦已经十九岁,他准备动手了。

就在五月,曹髦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还有散骑常侍王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屈辱,今天我要与你们一起出宫讨伐他。”王沈是司空王昶的侄子,王昶这时已经去世,生前被朝廷任命为司空。王沈做侍中时,常与裴秀、钟会等人陪曹髦切磋学问,是皇帝的近臣,但这几位也都是司马昭的人,所以皇帝的一举一动尽在司马昭掌握之中。王经曾经担任魏国的雍州刺史,还曾与西蜀姜维较量过,但被击败。朝廷看王经军事不行,后来将其调回洛阳任职尚书。王业任职散骑常侍,此前名不见经传。和曹髦进行密谋的就是这三王,王经当时就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为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尽在司马氏手中已经很久了,朝廷内外都为其效命,惘然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宫中缺少宿卫,兵力寡弱,陛下没有可用之人呐。若一意孤行,就像是想要治病却害病更深啊。这样的祸患实在无法预测,请陛下三思。”王经虽然军事不行,但不能以卵击石的道理还是明白的。不想曹髦从怀中掏出一份黄绢诏书扔在地上说:“就这样决定了。纵然死了有何可怕?何况不一定会死呐!”曹髦说完便进了后宫去禀告太后。三王被晾在了这里,王沈、王业两人立即决定要向司马昭报告此事,本打算拉上王经一同出首,但王经就是不去。二王心说,都什么时候了,你爱去不去吧,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去,于是两人一溜烟向司马昭府中奔去。这边的曹髦从后宫出来后,拔出宝剑挥舞着登上辇车,率领正在宫中值班的侍卫们和一群奴仆向宫门外冲去。此时正在东止车门值守的是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司马伷远远地就见一伙乱七八糟的人呼喊着向自己这边冲了过来,为首的正是在辇车上舞动宝剑的皇帝曹髦。司马伷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于是命手下士兵上前拦阻。等曹髦一众来到近前,见有人敢阻拦,曹髦的左右便大声呵斥拦挡的兵士们。见皇帝就在眼前,还一脸的杀气腾腾,士卒们都被吓跑了。曹髦正要继续向外冲,没想到中护军贾充带人闯进宫来。双方也没废话,索性打了起来,曹髦亲自挥舞宝剑进行拼杀。我的妈呀,敢跟皇帝真刀真枪的对打,这得要多大胆儿啊。众人见曹髦如疯了一般,都想算了吧,一人就一个脑袋,于是开始退却。一旁的太子舍人成济就问贾充:“事情紧急,怎么办?”贾充道:“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就为今天,今天的事还用问吗?”成济算是听明白了,随即挺戈向曹髦刺去。估计曹髦根本不会想到,还有人真敢杀自己,所以也没想着躲闪一下,结果成济这一戈就给曹髦来了个透心凉,曹髦当即栽倒在车下。司马昭此时闻讯也赶了过来,也许是早就在宫门外候着等结果呢。司马昭见曹髦的尸首倒在车旁,故作惊讶地跪在了地上。不知怎么,这时候太傅司马孚也来了,跑过去抱住曹髦的头枕在自己腿上痛哭失声,说道:“杀陛下的人,是我之罪呀!”司马孚的话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难道杀曹髦的人是司马孚指使的?还是说司马孚事先没能阻拦此事?不过谁也没往司马孚身上想,其实大家都明白是谁干的。

司马昭赶紧假惺惺地召集群臣商议,如何处理后事。尚书左仆射陈泰没来,司马昭便让陈泰的舅舅荀顗去召唤陈泰,荀顗是曹魏名臣荀彧的儿子,陈泰是曹魏前司空陈群的儿子,之前任雍州刺史,后调回朝廷任职。陈泰见舅舅亲自来召他,便说:“世人把我跟舅舅相提并论,现在来看,舅舅不如我啊。”陈泰是在讥讽荀顗的气节。但陈泰的家人迫于司马昭的威势,都劝陈泰应命。陈泰没办法,只得前往朝廷。司马昭见陈泰终于来了,佯装悲痛地说道:“玄伯(陈泰字玄伯),此事该怎么办呢?”陈泰毫不犹豫地答道:“只有杀了贾充,或许可以向天下谢罪。”司马昭考虑良久又说:“卿再想想,还有没有其它办法?”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司马昭着实下不了手,即使要找个替罪羊,那也不能是贾充啊。可陈泰却回道:“我只能这样说,至于其它办法就不知道了。”司马昭于是不再说话。不久,太后从后宫传出话来,列举了曹髦的罪状,将其废为庶人,命以百姓之礼安葬。看来之前,郭太后对曹髦出宫的鲁莽举动并不赞成,是曹髦要一意孤行。而司马昭为了对天下臣民有个交代,很可能逼迫郭太后列举出曹髦的罪名,以向外界表明事出有因。但毕竟是皇帝被杀,此事非同小可,必须要有个说法。最终,司马昭让成济兄弟背了黑锅,罪名就是弑君,大逆不道,诛族。三王中的王经因未向司马昭告密连同其母一起被捕,王经因连累了母亲而向母亲谢罪,母亲脸不变色笑答道:“人谁不死,恐不能死得其所。我们母子今天同死,何恨之有!”剩下两王中的王沈因告发有功被封安平侯,王业后来也加官至中护军,两人都觉得自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赌对了。不过最后,太傅司马孚向朝廷建议,还是应该以藩王的规格安葬曹髦,郭太后同意了。

曹髦本可能成为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无奈生不逢时,即使做了皇帝,也是在司马父兄长期把持权力的大环境之下。但不得不承认,曹髦是在司马氏的权力桎梏下最有血性的一位皇帝,有人评价曹髦有曾祖曹操之风。曹髦是为江山社稷而死,正如王经的母亲所说,人要死得其所。曹髦一死,司马昭再无任何顾忌,皇帝杀了就杀了,以后的事情便是水到渠成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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