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杨逸在宝文阁里提出的无非两点。一是立即把重心从打击政敌转移到推行新政上来;第二点,对旧党区别对待,对司马光此类罪魁祸首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而对范仁纯、苏轼之类有希望争取、更值得争取的旧党大臣要尽量争取,减少新政施行的阻力。
范仁纯和苏轼都是名望满天下的人物,哪怕他们不全然认同新政,只要他们有限度的支持,也能带动无数的守旧派倒戈,至少他们的抵触情绪不会那么激烈了。[]
原来的历史上,章惇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失败,他们确实是进行了无差别打击,旧党的头头脑脑几乎全被贬谪至死,苏轼没死,也是到赵佶登基后,才得以从海南岛回来。
或许他们不是不知道打击、分化、拉拢这一系列手段,他们只是在仇恨中迷失了自己。
爱可以让人疯狂,恨也能让人失去理智。
现在杨逸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且有理有据,赵煦听后立即心动了,连章惇也沉默不语,凭心而论,若是以新政为主旨,杨逸提出的这个方案无疑比全面打击要好得多,对新政有利得多!
但显然,要说服张商英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杨逸说得再好,他们还是态度鲜明、强烈反对,或许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清算才只是一个开始,连本金都没收回,更别提九年的利息了。
这些人的情绪必须要照顾,将心比心,若是换了自己受了九年的冤屈,一朝翻身时,想立即忘记所受的苦楚和冤屈也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生没有多少个九年,而他们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政、被无情的毁掉更是让人心痛,杨逸也没打算一次说服他们,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其实杨逸明白,理智上张商英他们已经认同了他的策略,只是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而已,否则他们现在对自己的态度就不只是激烈反对,必定是无比仇视,斥之为叛徒了!
杨逸看到了这一点,没有一味的和他们争辩,赵煦也看到了这一点,虽然心动但没有立即行动,一切需要时间来调和!
对旧党是否区别对待这事一时争持不下,但在尽快恢复新政这一点上,大家倒没什么异议,因为新政就是新党的旗帜,旗帜不树起来,大家就等于失去了方向和大义。
第二天,由翰林大学士曾布上书,请复免行钱、保甲法,罢十科举士法,令进士专习经义,解除王氏字说禁令。
赵煦用宝,令行天下。
复新法早在天下人的意料之中,这不奇怪,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王安石变法中最核心的免役法和青苗法却不见动静。
宝文阁里,包括杨逸这个新鲜出炉的‘奸臣’在内,一众‘大奸臣’已经连续进行了十天会议,而赵煦这个‘昏君’不顾病体未愈,每天几个时辰的会议总是坚持到最后,就连蔡卞也暂时放下《神宗实录》的编撰工作,加入到这次重要的议题中来,苏颂是唯一一个不属于新党而有幸参加宝文阁会议的大臣。
杨逸这些天成了绝对的主角,因为议题正是他提出的统一赋役,将赋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官府统一从税赋中抽银雇人代役,限制苛扰,使赋税趋于稳定。
这是他在科举考试时的策论,有感于赵煦与章惇、张商英等人的强悍,杨逸再次抛出了‘官绅一体纳粮’的补充议案。可以说,这六个字才是核心,才是解决土地越来越集中,朝廷税赋越来越少的有效办法。
这一条推出,必将引来天下官绅的强力反对,要想施行下去,必须得有一个性格坚韧的皇帝、行事彪悍的首相,还有一群为新政锲而不舍的大臣,这样才有可能将政令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
换了神宗皇帝与王安石来,绝对不行,神宗性格还不够果决,他的犹豫导致了王安石几起几落;王安石则不够彪悍,他对政敌过于温和,使得反对者得以保存,反对的力量过于强大。
而赵煦、章惇、李清臣、张商英等人恰恰符合了这些条件,可以说这些政策就是为这个君臣组合量身打造的。
赵煦多年来被压抑、被忽视,使得性格上坚韧甚至说是偏激的因子深入骨髓,他信任一个人可以信任到死,恨一个人也可以恨到死,原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他绝不原谅、绝不宽恕、也绝不妥协,无论对内或对外,始终如一。
而章惇就是一把绝世神兵,他的坚毅胜于赵煦,他的忠诚从一而终,只要他认准了的事,虽千万人,必砍开一条血路,眼里的世界黑白分明,对反对者从不会手软。
李清臣,为了新政,不计个人荣辱,明知事不可为,仍毅然站出来独战千军,坚守自己认同的理念,任你十年贬谪心志不移。
张商英,别的不论,敢于站到赵煦面前让他干掉他奶奶,光这一点就知道他有多彪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