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听着很受用:他脸一亮,笑了。
&ldo;可是我摆脱不了那一担忧,觉得如果进门去,他们会不欢迎我。因为他们会知道我是谁。&rdo;
&ldo;你是谁?&rdo;
&ldo;跟他们不同。外人。丑陋。讨厌。&rdo;
&ldo;跟你们的历史不同,但根本无关紧要。&rdo;
&ldo;你没明白,奥斯卡。&rdo;
&ldo;是么?你不让我们了解你,你怎么知道呢?&rdo;
&ldo;我不想别人了解我。&rdo;
&ldo;无论你向我们隐瞒了什么,我保证涡克斯都会一如既往接受你。&rdo;
&ldo;我是说,奥斯卡,我不是一个清白无罪的人。&rdo;
&ldo;我们谁都有过过错。&rdo;
&ldo;我是个杀人犯,&rdo;我说。
全是实话。
那燃烧的人置身蓝色火焰的光晕之中。&rso;我杀他因为我愤怒,因为我感到屈辱,也或许仅仅是因为休斯顿有史以来最热的天气之后接踵而至便是暴雨。也许,不必追问为什么。
黑暗中,油污的雨水从屋顶铺天盖地下来,一头扑进沟渠里。我走在空无一人的一条背街巷,塑料袋里提着一罐甲醇。我右边衣服口袋里有一盒火柴,也用塑料膜裹着。为防万一,还有一个丁烷打火机,店里伙计说能防水。
我十八岁。从与父母同住的郊外,我搭乘公交车过来,途中转了三趟车。最后一趟车上,除了几个面色阴郁的夜班工人,再无其他人。我希望自己样子像一个领取最低工资的倒霉蛋。汽车蜿蜒穿过一个工业园,里面跟监狱一样阴暗。我下了车,在一个公交车站牌下站了一会儿,独自一人。汽车喷吐着柴油尾气,颠簸着开远。然后街上空荡荡一片。我父亲经营违法业务的货栈就在前面几栋楼的位置。
我对那项业务所知不多,只记得记事以来,父亲和母亲经常为这事争吵。小的时候,我曾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待过一段时间,住了六年。也因此,我的朋友谐音我的名字&ldo;特克&rdo;叫&ldo;土贼&rdo;。在伊斯坦布尔,跟在休斯顿一样,我们家居住的城区条件都很不错,而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周围环境却远没那么好。我母亲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出生就是浸礼会教友。她从来不习惯清真寺和蒙得只剩两只眼睛的长袍,尽管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而且我们居住的城区非常西化。开始时,我以为他们那么经常争吵,为的就是这个。可是,我们迁回美国后,争吵依旧。虽然他们尽量不让我听见,我终于还是弄明白,他们争吵并非因为父亲一天工作时间太长或时不时得出国,他们所争吵的是缘于工作性质本身。
我母亲心中的羞耻和不安,都通过细枝末节的方式发泄出来。她不会接电话,除非是不认识的号码。我们很少串门拜访两边的亲戚,他们也很少来。‐些年之后,我母亲渐渐变得沉默,阴郁,而且孤僻。到了青春期,我开始很少待在家里‐‐只要可能就不待在家里。宁愿在街头流浪,也不愿回到那个窗帘紧闭,说话跟嘀咕似的家。
也许这样说有些言过其实。我们家至少表面上还算康乐。我们有钱;我进的学校也体面。尽管我父亲所从事工作有些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他至少还算成功。我有时偷听到电话争吵,每次必然都是他占上风。有时,一些西装笔挺的人来看他。他们说话语气轻柔,对他毕恭毕敬。偶尔我想,父亲的工作有否可能是犯法的。但单是一想,便觉得荒唐可笑。我猜,他可能只是钻一些无关大体的法律的空子,比如逃税或规避进口关税‐‐而我在电视和网上得知,那样的行为蛮可爱的,甚至如果换个角度看,还很英雄呢。回旋纪那些年代告诉我们,当天下无道,你要么一拼到底,要么就只有死路一条。那些日子,你只能不择手段,以确保一家人平安,确保餐桌上有饭吃。
我爱我父亲。我这样告诉自己,我对此也深信不疑。只是到后来,我才见识到他对传统道德规范是如何地不屑一顾,几乎病态般地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
铺天盖地的暴雨是不错的掩护。我父亲经营业务所在的房屋比回旋纪还要古老,20世纪的砖墙建筑,窗户小而高,绿色的铅框玻璃。门前便是这条萧索的街道。但真正的工作区在后面,即装卸平台。他不顾我母亲的反对,两次带我参加策反之旅‐‐参观这货栈。他可能是希望我将来合适的时候也进入这行业。就在两天前,我一个人前来侦察过这地带,并作了精心策划。我抄便道从两栋毗邻建筑之间的狭窄过道穿过,进入后面的巷道。早先,一条铁路支线可以直通这些货栈,后来这条铁路支线被铺平了。不过一些地方沥青已被刮擦掉,露出旧时的钢轨,在橘黄色朦胧街灯下闪闪发光。雨下得很急,但我仍能听见手提袋中罐里的可燃液体咣当的声响。
去年,我爱上了一位叫拉蒂沙。菲利普斯的女孩。十七岁年纪的那种爱,傻傻的,毫无保留的爱。拉蒂沙比我高一英寸,如此的甜美可人,大多数早上醒来,我都担心她会发觉能找到一个比特克&iddot;芬雷更优秀的。而且她非常聪明。要不是因为回旋纪之后的时期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奖学金被盘剥得只剩下光骨头,她很可能考上常春藤联盟高校。她想当海洋生物学家。她想拯救海洋免受酸化污染。她曾参与当地抗议含硫气溶胶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