咽不下这口气……恶毒的……不能容忍一个女人……公然的敌意……强奸……男人才会犯的罪行……往他的新任上级身上泼脏水……同年轻女人的风流韵事……酗酒……上班迟到……被不公正地葬送掉……猪猡们圈在猪圈里。
这些描写不仅仅是不符合事实,不仅仅是让人不舒服。它们很危险。约翰&iddot;马斯特斯的事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故事曾在西雅图许多上年纪的人当中激起过阵阵余波。
马斯特斯有50岁,是米克罗西姆公司的销售经理。他为人持重,是个可敬的公民。他结婚25年了,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在上大学,小女儿上初中。小女儿同学校有点麻烦,她的成绩下降了。于是父母就送她去看一个儿童精神病医生。那医生听了小女儿的叙述以后就说:你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受到性虐待的儿童故事。你过去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咦,女孩说,我想没有的。
回想一下,精神病医生说。
开始女孩拒绝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是精神病医生不停地催逼着她:回想一下,试着把它记起来。过了一会儿,女孩开始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没有任何具体的事情,可是现在她觉得什么事什么事是可能的了。爸爸可能做过什么错事情,在很久以前的什么时候。
精神病医生把自己怀疑的事情告诉了马斯特斯的太太。夫妻俩一起和和睦睦地过了25年,可是现在两人间生起了气。太太到马斯特斯跟前去对他说:承认你做的好事吧。
马斯特斯像是碰到了晴天霹雳,简直无法相信。他否认一切事情。太太说:你在撒谎,我不想要你呆在这里了。她把他赶出了家门。
大女儿闻讯乘飞机从学校赶回家来。她说:发什么疯嘛?你知道爸爸没做什么事情。清醒一下吧。可是太太怒气冲冲,女儿也怒气冲冲。事情一旦开始,就再也刹不住了。
州里的法律要求精神病医生报告任何有性虐待嫌疑的病例,于是她把马斯特斯报告给州里。法律要求州里进行调查,来了个社会工作人员,同女儿、妻子和马斯特斯谈,后来又同医生、学校的保育员谈。没过多久,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指控的话传到了米克罗西姆公司。在结果出来以前,公司不让他上班,说他们不想被别人作负面的宣传。
马斯特斯看着他的生活在崩溃。小女儿同他不说话。太太同他不说话。他一个人住在公寓里。经济上有问题。同事们躲着他。不管他转向谁,看到的都是一副指责的面孔。有人建议他去找律师。他心烦意乱,六神无主,自己也开始去看精神病医生了。
他的律师进行了调查;令人不安的细节出现了:那个提出指控的精神病医生在自己的病例中找出的性虐待案的百分比很高。她报告的案例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州里开始怀疑其中有个人偏见的因素存在。可是州里没有任何办法;法律要求所有的案例都必须进行调查。被分派调查此案的那个社会工作人员以前曾因在追查证据不足的案子时表现过分热心而受到过处罚,并且普遍被认为是个缺乏能力的人,可是由于通常的原因,州里无法解雇她。
这项指控从来也没有正式提出过,但最后马斯特斯被说成是在自己女儿上三年级时的那个夏天对她进行了性骚扰。马斯特斯回想之下有了个主意。他找出作废的旧支票,翻出了过去的工作日历。结果表明:那年整个夏天他女儿都在蒙大拿州的一个夏令营里。8月份她回到家里时,马斯特斯正在德国出差,开学以后他才从德国回来。
那年夏天他连见也没见到过他女儿。
马斯特斯的精神病医生觉得,他的女儿所回忆起的时间竟然是性虐待不可能发生的时间,这一情况很有意义。医生的结论是:女儿有一种被丢弃的感觉,并且把这种感觉转换成性虐待的记忆。马斯特斯和妻子女儿当面对质。她们听完了证据,承认说她们一定是把时间搞错了,但依然固执地认为性虐待的确发生过。
不过,马斯特斯那年夏天工作日程安排的事实,使州里停止了此案的调查,米克罗西姆公司恢复了马斯特斯的工作。可是马斯特斯已经错过了一轮晋升的机会,而且一种模糊的偏见意识仍然笼罩着他。他的前途无可挽回地被断送了。太太始终不肯和解,最后起诉离婚。他再也没能看到过自己的小女儿。大女儿在家庭双方的纷争中进退两难,随着时间的过去,见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马斯特斯一个人过日子,他挣扎着要重建自己的生活,碰到了一次几乎使他送命的心脏病发作。病好以后,他去看了几个朋友,不过现在他的脾气很坏,酒喝得很多,同他呆在一起没什么意思,所以朋友们都躲着他。他老是问这样的问题:我做了什么错事了?我本来该做什么?我怎么才能阻止这件事发生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没人知道。
因为他肯定没法阻止事情的发生。这年头里,不管男人被控告犯了什么罪,大家便都假定他是犯了这种罪。在这样的气候下,马斯特斯是没法阻止这种事情发生的。
男人们自己有时也议论说,要同提出虚假指控的女人打官司,要就这些指控造成的损害追究刑事责任,但都只是说说而已。在说的同时,他们却全都改变了自己的行为。现在有新规矩了,每个男人都知道这些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