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灿直言下狱
四月,皇帝下令要求官员们直言进谏,给事中李如灿上奏说:“我朝自古传承下来的祖制,历来被誉为良好。然而现今的问题是,军队并未切实发挥作用,却设立了众多兵员编制,百姓因此无法安居乐业;屯田不耕种而军饷开支庞大,百姓因此无法保证自己的粮食供应。军队训练不够,兵力增加的同时军饷越发短缺;军饷发放未经核实,发了很多却滋生士兵冒领军饷的现象。近期到处派出核实军饷的官员,却不断传来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传闻,假冒假占领问题并未减少,这样的情况还能算得上有良好的政事吗?魏呈润、詹尔选、李化龙、刘宗周等人都是因为一开口说出真实情况就被贬黜,如今陛下发布了征求直言的诏令,如果能宽恕这些人的前次‘愚行’,把他们召回身边,那么直言之士不用求自然会纷纷涌现。辅助君王治理国家,尤其依靠宰相大臣,现今朝中官员瞻前顾后,结党营私,又怎能不会水旱灾害频发和盗贼蜂起呢?”
皇帝听后大怒,下令将李如灿投入监狱。左谕德黄道周接着进言说:“陛下发布了求取直言的诏令,但说实话的人却遭到排斥,清理刑狱的过程中反而很快传出官员入狱的消息。即便大臣们清廉刚强,如果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对于国家的安定和混乱又有何裨益呢?”
皇上对此很不高兴,严厉地斥责了黄道周。
杨光先参陈启新
四月,新安卫千户杨光先上疏弹劾陈启新,并牵扯到温体仁,他还亲自抬着棺材出行,以示决心。
杨光先指出:“陈启新深受皇帝信赖,从低微地位拔擢至言官之首,本应成为辅佐皇帝成就商周盛世,就像商周时期的傅说一样。然而,陈启新这个卑鄙小人在得势之后,产生了患得患失的心理,言行不一,只顾个人利益,正如世俗常说的那种表面上提供真方子,实际上却卖假药的小人。原本陈启新在疏文中所指出的国家几大弊病根源,现在应当首先着手解决,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但自陈启新任职以来,却从未提及这些问题,他当初还在局外时,自称旁观者清,但一旦进入朝堂之中,就陷入困惑之中。
我现在所提出的清查屯田、核实军饷等问题,都是陈启新应当处理却没有解决的事务,也是他的份内之事。如果陈启新不了解这些弊端所在,那是他的无知;了解而不言说,那就是他的不忠。身为臣子而不忠,按律当处死刑。若以花言巧语欺骗皇上以获取高位,同样该死。陈启新原本是太仓州的军人,还做过漕运司的书办。在他的五千多字原疏中,处处透露出对人情世故的妥协,例如他曾特别推荐原任山西布政使樊良枢,而此人是他以前在刑司部门服务时的上司,专门在奏章中推荐,这难道不是出于人情吗?
最令人惊骇的是,原本与国家大局并无直接关联,也跟谏官的名誉和节操似乎没有太大关系,然而陈启新却以申明赏罚为由,为胡尔仪等人请求抚恤,难道不是为了胡尔仪等人每年四十两银子的贿赂?现胡尔仪仍在关臣衙门供职,陈启新却谎称他已经去世,这与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有何区别?陈启新的罪行足以判处死刑。
至于首辅温体仁,则与陈启新有所不同,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是他的责任,稳固国家、安抚危难是他的使命,包容宽厚应该是他的品德。然而温体仁主持国政以来,边境战事频发,京城两次遭袭,流贼在全国蔓延,他稳定国家和安抚百姓的策略何在?对国家面临的危机置若罔闻,对民间的怨言和苦难漠不关心,他扶持危难的责任何在?对于有益的劝谏之言不予接受,哪怕小小的怨恨也牢记在心,他宽宏大度的气量又体现在哪里呢?这三个方面他都没有做到,实在危险。作为一个臣子,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引咎辞职,以免耽误国家大事,但温体仁却浑浑噩噩,毫无作为,一点也不兴利除弊,只知厚着脸皮恋栈权位,简直是要断送天下苍生的生机。”
皇帝责备他胡乱干涉政务。陈启新上疏为自己辩护,皇上认为他在处理军国大事时没有提出任何有效建议,下令将他降两级官职但仍留任原职。杨光先多次弹劾陈启新,皇上因他擅自插手政事而大怒,对他处以廷杖并流放辽东。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八月,当时陈启新已是刑科右给事中,因隐瞒丧事被弹劾,下放到巡抚和巡按那里审讯。随后他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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