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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第08章马丁&iddot;波斯特：中国第一辆&ldo;桑塔纳

【马丁&iddot;波斯特小传】

马丁&iddot;波斯特是德国大众结缘中国传奇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在德国，他曾是奥迪公司和大众集团的董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放弃奥迪董事会成员的安逸生活，远赴刚刚苏醒萌动的中国上海。作为上海大众首任德方总经理，他在上海待了三年，带着一群对未知的东方同样抱有好奇和信心的德国同事，与刚刚挣脱束缚努力要重新爬起来的中国人一起，在上海安亭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上海大众，并且在这里生产出了畅销中国数十年的桑塔纳轿车。

当时的马丁&iddot;波斯特年届四十，才刚刚签了一份在奥迪担任人事董事的五年期合同，有幸福的婚姻生活，两个小女儿，一幢新的楼房，生活安逸，前途稳定。然而到中国来参观了之后，他的想法有了改变。

按照合同的规定，上海拖汽公司以实物入股，即一些设备，包括汽车和发动机装配厂房。此外，他们还将提供使用从上海市政府手里租赁而来的安亭那片十万平方米的厂区。合资企业的任务为，将两座陈旧的、半是倒塌、半是博物馆级的厂区设施，改变成非常现代、具有竞争力和符合国际市场水准的生产场地。

初到中国时，波斯特面临最大的挑战在于缺乏了解中国社会的状况、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他所有的，只是一个明确的任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谈判的底线‐‐绝对不能有任何妥协的质量问题。在这些原则下，波斯特发现&ldo;只要你给予对方应有的尊重，以正确的方式表达，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你伤了你的伙伴的面子，那么你也会丢人，互相之间就不再有尊重了&rdo;。

在某些项目运转不顺利的时候，波斯特也渐渐知道，最有效的办法是直接去找上层解决问题，而不是在下面协调那些没有实权的办事人员。比如有一次，大众需要用港口装卸一批零件，但事情进行得非常不顺利，于是波斯特直接去北京跟最高领导抱怨：&ldo;我们有麻烦，我们干得很不开心……&rdo;最后事情就得到了解决。

而上海桑塔纳是当时中国最现代、最畅销的汽车，全国三十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所有马路上，奔驰着桑塔纳轿车，西到拉萨，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1986年，销售了近8500辆汽车，1987年已超过了11000辆。1988年，销售量上升到15500辆。全国范围内36个设施室善的维修站，为用户提供服务，这些服务工作，通过上海和北京密集中心的两个流动维修机构得到补充，以便能在现场提供快速的帮助。大众的市场营销工作，也在全国各地都留有痕迹。

1988年的夏天，桑塔纳立在巨幅广告牌中央，在每个大城市里熠熠生辉。上面写着：&ldo;shanghaisantana-theostadvancedcarcha&rdo;（上海桑塔纳‐‐中国最先进的汽车）。也正是这个夏天，马丁&iddot;波斯特离开了上海，回到德国担任大众劳工董事，结束了其在上海三年多近一千个日日夜夜艰苦的创业历程。

中国的经历改变了马丁的生活轨迹。自那之后，马丁每隔两个月都要到中国来一次，从大众退休后，他就职于一家咨询公司，专为那些不断赶往中国淘金的西方人提供建议，传授经验。在他看来，虽然在中国，人们的眼界、市场的活力、城市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很多根本的东西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有那么一刻我呼吸停止：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些落伍的厂房，脑子一片空白。难道这些遍地尘土的简棚陋屋，就是一家汽车制造厂?

就是在这种地方，大众要联合中国人一起造车?然而，望一眼公司的招牌，证实了我的确没有走错地方。我站在上海拖拉机汽车总公司的一家工厂前，这是家中国的国营企业，而狼堡的大众集团刚与这家企业签订了合资合约。这份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svw）的合同才于前几周，即1984年10月10日，在北京签署。

◆与安亭工厂的初次接触

时间是1984年11月初。我从汉斯‐赛德尔基金会那个小型的巴伐利亚代表团活动开溜了一天。这个团受邀于中国友协，在中国已遍游三周。作为奥迪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我想近距离观察一下我的母公司不久后要与中国人共同建设中国首家现代化轿车生产地的地方。

在一名中方代表团团长的陪同下，我坐着出租车从上海市区出发，前往其西北部三十公里之外的安亭，嘉定县一个所谓的工业区中的一座村庄。由于自行车、水牛，加上本身的路况，车快不了，我们在路上就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路边，看到的是农民在稻田里劳作。我们的车也顺带给农民们特意铺洒在路上的稻子脱粒。尽管我早已预感到，中国人急需实现生产的现代化，但第一眼看到某一天会成为&ldo;上海大众&rdo;的那块地方，这种隐约的预感却变成了痛苦的事实：大量的金属废料散乱地堆放在厂区地面上，那些房屋，与我们想象中的生产厂房，风马牛不相及。

所有的窗户漏风。那条满是沙土、未经夯实的道路从厂区中央穿过，室内不仅与室外同样潮湿，而且还同样阴冷。没有暖气。我觉得，厂区如此荒废，似乎可以说是到了被拆毁的境地。这根本无法想象，某日如何从这样衰败的厂房，生产出来哪怕只有那么一辆我们可以勉强认可的轿车。&ldo;天啊!&rdo;这一声惊叹在我脑中回旋，&ldo;谁要想在这里同中国人合作，那将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rdo;狼堡对那份合资合同做何考虑?

带着这个疑问，我离开了安亭，在上海市区与代表团汇合，不日便返回德国。

首次中国之行的经历，让我思考良久。在那里，人们生活在欧洲人几乎无法想象的贫困境地，可同时，我又能感受到整个国家对改善的期盼。人们表现出乐观主义的精神，一种实实在在的对变革的兴致。这种情形，我在德国鲜有经历，那个国家在经济奇迹发生后的年代里似乎更想安于舒适的现状。

其时，我年届四十，才刚刚签订了一份担任奥迪人事董事的为期五年的新合同。当时，我有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两个妙不可言的女儿、一幢新的楼房、一名司机;总而言之，我拥有人们想拥有的一切。但是，伴随着中国之行，那种印象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加深：天啊，这世界也还有另一面呢。我要重新定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政府邀请世界各国的企业，以资本和关键技术参股于中共倡导的工业现代化项目。以西方技术和西方管理知识为交换，中国人首次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了通往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国家市场的通道。那是一个未来将有显着增长率预期和指日可待的诸多赢利前景的市场。因为当时，无论如何，中国的需求增长在望。

与世隔绝了一百年，经历了各种动乱、内战和饥荒的几十年，中国大地似乎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经济改革家逐渐地在管理着那个泱泱大国的中共组织中赢得优势。那些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家们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已超过十亿的人口，会随之带来各类诸如粮食和能源等的供给问题。改革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中国农业和工业低下的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为此，这个1983年人均年收入尚不足350美元的国家，需要来自外部的经济援助‐‐尤其是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