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之后我参加了遗体告別仪式,大人们围着棺材哭得肝肠寸断。果然没有任何人提起死者的遗言,大家都体贴而体面地忘记了他最后一次、很可能也是仅此一次的自我剖白,连带着否决了一个突兀出现的新形象。我想他们哭别的对象一定是死者的刪改版。
从那天开始,我对自我表达这件事产生了偏见。我认为它分文不值。
待到年纪稍长,我得知了自己的取向,也终于听懂了那句遗言。结果是有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重复着同一个梦境。
梦中的自己拼命想开口说话,却被不知名的人牢牢捂着嘴,当作囚犯一般押着过完了一辈子。直到垂垂老矣,突然决定在死前壮烈一回,冲出囚室声嘶力竭地冲外呼喊,才发现方圆百里早已空无一人,只有茫茫无际的巨大落叶。原来我是一只错过了夏天的蝉。
亲爱的辰川,在与你相遇十几年前,我曾经考虑过发出嘶鸣,但紧接着便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离別与死亡。到最后,似乎是梦境提早成熟,身边的亲人只剩下尚未懂事的弟弟,我失去了所有聆听对象。Icameout,onlytofindthatnoonewasoutthere.对我而言,出柜变成了一场左右互搏自娱自乐的独角戏。
我的大学里有许多与你面试对象相似的年轻人。我曾有过一个室友,本人直得可以升旗,却将脸涂成彩虹色,带着喇叭与礼花筒去参加了校园游行。他出门时脸上带着英雄的悲壮,回来时脸上带着重叠的唇印。
我那时对任何集体式的狂欢避而远之,而且心怀恶意。我认为投入情绪浪潮里的人就不再是人,他们的自我被压缩为一声聒噪的蝉鸣。通过集体行为赋予自身更崇高的涵义,用化身混沌的方式对抗混沌,本身就是失智的表现。
站在今天看,我当然是错误的。因为我可以想象大洋彼岸年少的你,亲爱的辰川,你挥舞着小彩旗,因为行走在阳光下而笑容灿烂。
无论如何,那一年我过载的恶意不仅指向世界,也指向自己。在侥幸遇上当时的伴侣之后,我彻底封闭了自我表达。我们谈论电影与夜宵,谈论哲学与艺术,谈王尔德说的“社会仅以精神概念存在,在真实世界里有的只是个体”——但我们却绝口不谈自己。
“我”一文不名,是剧毒的爪牙,是腐烂的血肉,一旦施放便会招致厄运。我甚至设想过就此度过一生,我死之后他朗读悼词,悼念一个删改版的陌生人。但那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万恶之源。
我们用畸形的缄默维持着关系。在那样的缄默之中,他为我画过几幅肖像,每一张都是不见五官的空白面孔.
仅有一次,在已经分手之后,我示他以丑恶的真面目,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与那位遗言被抹杀的亲戚不同,他死前得以留下一句话,在我世界里回响不绝,震耳欲聋。这句话的大意是: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与人相爱。
亲爱的辰川,在与你相遇两年前,我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半截躯体被拖入死亡的寂静地界,余下半截被毒液蚕食,沉沦在判决的余音里浑浑噩噩。如果这样表达,不知你是否会意识到自己有多了不起。
有一回我们聊到机场,你说你每回下飞机,无论是走进PVG还是JFK,心里总觉得闯入了别人的地盘,自己是个外来客。作为生存之道,你打磨出了随时随地融入环境的柔和人格——你称之为主观能动性平庸。你笑着声称:“我深刻地拥抱自己的平庸。”
你一点也不平庸,你值得世上最温柔的对待。在我眼中,你的欢喜、惶惑、愤怒、痛苦,都因其诚实而高尚。
与你共处许多年后,我渐渐察觉了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当年从未真正地came0ut。
亲爱的辰川,每个人的第一个出柜对象应该是自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爱什么,奉行什么,恐惧什么,信仰什么——先接纳自己,再接纳他人。从这种意义上,你从一开始就在柜门外,你坦荡无畏地行走在辽阔天地间。
在爱着这样的你时,我似乎也成为了略微值得被爱的人。
你说穿着彩虹T恤来面试的孩子,像一个找不准敌人的堂吉诃德。你的担忧显而易见。有精神洁癖的人,格外容易在浪潮里迷失,也可能像当年的我一样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远离他人的地狱而自我放逐。
但我想他迟早会明白的。每个年轻人最终都会明白,直面自己、忠于自己,这件事本身就自有其庄严与崇高。因为在这样活着的时候,他们便不再是浪潮,而是其下岿然沉默的礁石。
近来我偶尔会想起幼时的那个亲戚。我想象着他在黑暗中度过扭曲的一生,想象他临终之时心中的悔恨。我猜测他气息奄奄时道歉的对象,大约是他自己。
但是,mydearestChris,若能与你共站成一对笨拙的大石头,到了那一日,我一定对自己致以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