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从部落到国家,是一种&ot;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ot;;而&ot;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ot;的帷幕,则是由&ot;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ot;揭开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这种堕落甚至有章可循,这就是老子所说的&ot;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ot;(《老子》第三十八章)。从三皇五帝到西周封建,再到春秋战国,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首先是&ot;失道而后德&ot;。道,就是氏族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精神。它的特点,是财产公有,酋长公选,社会讲究公正、信义与和平,即《礼记&iddot;礼运》所谓&ot;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ot;。结果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所有的人都是亲人,或被看作亲人,也都能得到应有的抚养、赡养和亲爱。这就叫做&ot;大同&ot;。后来,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了(大道既隐),部落公有变成了家族私有(天下为家),所有的人都只顾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生产劳动也只为自己(货力为己),公权力也变成世袭(大人世及),圣人们只好出来制定礼仪以为规范。这就叫做&ot;小康&ot;。启废禅让是&ot;小康&ot;的开始,西周封建则是&ot;小康&ot;的既成。这时,原始的、素朴的道德既已沦丧(大道既隐),就不能再讲&ot;道&ot;了,得讲&ot;德&ot;。
事实上西周思想家强调的也正是&ot;德&ot;。从周公到孔子(孔子是西周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ot;明德&ot;、&ot;事德&ot;、&ot;敬德&ot;、&ot;好德&ot;、&ot;有德&ot;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这其实是一种无奈。庄子说,河水干了(泉涸),鱼们来到陆地(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吹湿气和吐唾沫的办法来救助对方(相呴xu以湿,相濡以沫),这当然很道德,很感人,但又怎么比得上根本就用不着救助的&ot;相忘于江湖&ot;(((庄子&iddot;大宗师》)?可见人们提倡道德,只因为这个社会已经不道德了。现在,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已经无可挽回地堕落,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高扬道德的旗帜。更何况,周夺殷人之天下,不标榜自己有德,不鼓吹上天&ot;唯德是辅&ot;,就没有办法维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是&ot;德治制度&ot;诞生的原因。
不过,西周的&ot;德治制度&ot;并不只讲&ot;德&ot;,还讲&ot;礼&ot;和&ot;乐&ot;。因为道德作为一种对内心世界的规范,是无形的。用来治理国家的东西,却必须有形。因此还得要有&ot;礼&ot;。礼,包括礼仪、礼节、礼貌、礼法、礼教,其实就是一系列行为规范。它的作用,是能将&ot;德&ot;落到实处。那么,为什么还要有&ot;乐&ot;呢?因为&ot;礼&ot;是一种秩序,是文明对野蛮的镇压。这就要用&ot;乐&ot;来调剂、平衡。乐,既指音乐,也指快乐,也就是要求&ot;以德治国&ot;必须音乐般和谐,收到上下秩序井然(礼),人人心情舒畅(乐)的效果。按照周公对这种制度的设计,德为礼之本(根本),礼为德之表(表现),而乐为礼之辅(辅助),也就是&ot;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ot;。一个中心,就是德;两个基本点,就是礼乐。礼辨异,乐统同,礼讲秩序,乐讲和谐,它们共同为德治服务。德治抓根本,礼乐来实施,因此又叫&ot;礼乐制度&ot;。
这是一种必须持之以恒予以认真实践的制度。否则,&ot;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ot;(《论语&iddot;阳货》)。可惜,春秋时期的情况,恰恰就是&ot;礼坏乐崩&ot;。这个时候,再讲&ot;德&ot;,讲礼乐,就没什么用。于是孔子讲&ot;仁&ot;。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论语&iddot;阳货》记载孔子的话说,礼,难道就是祭祀礼仪吗(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难道就是音乐舞蹈吗(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然不是。是什么呢?是&ot;仁&ot;啊!不仁,要什么礼乐,又怎么对待礼乐?正所谓&ot;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ot;(《论语&iddot;阳货》)。显然,仁,是比礼乐更重要的东西。现在,礼坏了,乐崩了,道德沦丧了,只有&ot;仁&ot;才能救助,也只有&ot;仁&ot;才能救赎。这就叫&ot;失德而后仁&ot;。
战国的情况就更糟糕。不仅是&ot;礼坏乐崩&ot;,而且是&ot;杀人如麻&ot;。这时再讲&ot;仁&ot;,就未免滑稽。因此孟子讲&ot;义&ot;。义,是一种带有杀戮性质的东西。因此有&ot;大义灭亲&ot;,没有&ot;大仁灭亲&ot;;有&ot;义无反顾&ot;,没有&ot;仁无反顾&ot;。仁,是一定要反顾的,也是灭不了亲的,因为仁的本质就是&ot;亲亲&ot;(爱自己的亲人)。它至多只能牺牲自己(杀身成仁),无法对付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在战国时代,要对付的正是别人(也包括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所以不能再讲&ot;仁&ot;,要讲&ot;义&ot;。这就叫&ot;失仁而后义&ot;。
到了荀子的时代,连&ot;义&ot;也讲不成了,只好回过头来讲礼乐。《荀子》一书中既有《礼论》,又有《乐论》,就是这个原因。这就叫&ot;失义而后礼&ot;。结果,是讲出了一个儒家的反对派--法家(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法家既不讲仁义,也不讲礼乐,讲刑律。因此,在&ot;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ot;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ot;失礼而后法&ot;。而这时,也正好就是帝国的前夜。
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面试行&ot;法家法治&ot;的王朝。使用&ot;法家法治&ot;这个词,是为了将它与本来意义和现代意义上的&ot;法治&ot;,严格地区分开来。事实证明,这种残暴的所谓&ot;法治&ot;根本行不通。它甚至被当作&ot;暴政&ot;的同义词。不但被统治者忍无可忍,就连统治集团自己也不以为然。无奈,帝国的统治者们又只好去实行儒家所主张的&ot;德治&ot;,这正是&ot;独尊儒术&ot;会取代&ot;焚书坑儒&ot;的原因之一。
不过此刻的情况,与周公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历代王朝实行的,也与其说是&ot;德治&ot;(道德治国),不如说是&ot;礼治&ot;(伦理治国)。德治和礼治原本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德治强调的是道德的自觉性,礼治则更注重礼仪、制度和外在的行为规范。显然,礼治比德治更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表面性。因此,在德治时代后期,人们勉强维持的,也不是&ot;德&ot;,而是&ot;礼&ot;。就连孔子,也认为如果实在保不住道德,能保住礼仪也不错。据《论语&iddot;八佾》,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曾向先生建议,说以前诸侯每月初一都要杀一只羊祭于祖庙,叫&ot;告朔&ot;,然后回朝听政,叫&ot;视朔&ot;。现在他们既不祭庙,又不听朝,只有羊照杀。既然如此,不如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孔子却说,阿赐啊,你心疼那羊,我却痛心这礼(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可见,礼是德治的最后防线,也是德治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