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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

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

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肯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

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

或者我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不管我多么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否则为什么一见妈那个样子走路我就心里发紧？心里越是发紧，才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

她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痛；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

也许她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那个时候她大概就知道，她其实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能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列队，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她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对我的一种背弃。

两只眼睛，也总是老泪凄凄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我们不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

有两次胡容来看她，恰好我不在家。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问道：“你找谁呀？”

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在乱跑。“刚开始我还挺害怕，后来就习惯了。”妈说。

现在，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他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压迫视神经有关？如果那样，妈早在她还可以承担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我现在还有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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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肩更加歪斜了。

左肩的歪斜，可能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号我去意大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后来我从意大利转往美国，并在一九九0年二月把她接到美国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左肩歪斜了。不过远没有一九九一年夏天歪斜得这么厉害。我说：“妈，您的肩膀怎么歪了？”

她辩解说：“这是因为右手老拄拐杖的缘故，右肩老撑着，左肩就歪蹋下去了。”妈几乎不拄拐杖，拐杖拿在她手里只在心理上起一种依赖保护的作用。何谈右肩老是撑着，左肩就歪蹋下去，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征。在她辩解的深处，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无奈的忌讳，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愿意她老。

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迫、世态炎凉的日子里挣扎、苦斗的母亲，有她在，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无所依托，即便是现在，我看上去已经是足够的强大、自立、独立的样子了。只有妈深知，不过是看上去而已。

她也一厢情愿地想着她不能老，更不能走。她要是老了、去了，谁还能像她那样呵护我、疼我、安慰我、倾听我……随时准备着把她的一腔热血都倒给我呢？

随时，我的眼前都能现出她住进医院的前一天，还在坚持锻炼的样子：

手杖依旧横空地握在右手，她常说：“我不拄，我就是拿着它壮壮胆。”不管命运如何安排，她要以八十岁的老身奋力延缓着依赖它物、他人那个时刻的到来；

发卡胡乱地卡在头发上。稀疏的白发，东一络、西一络地四下支楞着。妈是极要体面的人，不管条件、情况怎样，她总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是，早晚有一天人人都会有的，那个力不从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双臂勉强地、尽快地摆动着，好像还在协调地配合着快速、利索、其实举迈已经相当艰难的双腿：

她晃动着双臂往前挣扎着，满脸都是对生命力怎么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的不明不白，不甘不屈，以及在这毫无胜利指望的斗争中，心力耗尽后的思索。

明显的食欲减退，吃什么都不香了。

以前她的胃口总是很好，饭量比我还大。更让人不安的是我要是不给她夹菜，她就光吃饭。给她夹了菜，她就光吃放在饭上面的菜。我要喂她，她又不肯，就只好把她碗里的饭拌匀了让她吃。

吃饭的时候，她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不知其味地、机械地往嘴里填着。端碗、拿筷子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已经不能准确地把饭菜送到嘴里去了。连端碗的样子都变了。不是端，而是用左手的食指抠着碗边，把碗夹在食指、拇指和中指的中间，我纠正她几次，可是没用，下次她还是那么拿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