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不会太长时间,”奎因先生说,“我想一旦你真的看见我,就会认出我来。”
“你再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了吗?再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解释什么?”
“解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遇见你。”
“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奎因先生说,“有一个词也许对你有意义,我想它对你可能会有用。”
“什么词?”
“色盲。”奎因先生说完,笑了起来。
“我不明白——”萨特恩韦特先生皱了一会儿眉头,“是的,是的,我知道,只是这会儿想不起来……”
“暂且告别吧,”奎因先生说,“你的车来了。”
这时,汽车果然开来了,正准备停在邮局门口。萨特思韦特先生迎了出去。他心急如焚,不愿再浪费更多的时间让主人等下去。然而,他跟朋友说再见时依然恋恋不舍。
“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了?”他问,声音里充满了渴望。
“没有什么可以为我做的了。”
“为其他人呢?”
“我觉得可以。非常可能。”
“希望我能够明白你的意思。”
“我对你寄予最大程度的信任,”奎因先生说,“你总能了解事理。你有敏锐的观察力,很快就可以弄懂事物的含义。你和以前一样,没有变,我向你保证。”
他把手放在萨特思韦特先生的肩头停留片刻,走开了,沿着乡村大道向与多夫顿·金斯伯恩庄园相反的方向轻快地走去。萨特思韦特先生上了车。
“希望我们不会再出什么麻烦。”他说。
他的司机安慰他说:“离这儿没有多远,先生,至多三四英里,而且现在汽车跑起来也很顺当。”
他把车往前稍微开了开,在路宽的地方拐过来,回到他来时的路上,他又说了一句:“只有三四英里了。”
萨特思韦特先生重复了一遍“色盲”。他仍然没有弄明白这个词到底有什么含义,可他感觉应该是有的。这个字眼他以前听人说过。
“多夫顿·金斯伯恩。”萨特思韦特先生对自己轻轻念着这个名字。这两个词对他来说仍是往常的含义,一个幸福团聚的地方,一个他恨不能更快抵达的地方,一个他将依然感到轻松愉快的地方,即使他的许多故人都已不在那儿了。但汤姆还在那里,他的老朋友,汤姆。他又想起了昔日的草地、湖水、河流以及他们童年时一起做过的事情。
茶会安排在草坪上。一段台阶从客厅的法式窗户下面延伸出去,一侧有一棵高高的紫铜色山毛榉,另一侧有棵黎巴嫩雪松,如此构筑了茶会的外景。草地上摆着两张白色的油漆雕花桌子,周围有各种的花园椅子。直背椅上设有花花绿绿的坐垫;只要你乐意,大可以摊开躺椅,伸开双脚眯上一觉。有些椅子上甚至装有顶篷,挡住阳光的照射。
这是一个美丽的傍晚,草地的绿是一种柔和深沉的色调。晚霞透过紫铜色山毛榉直射过来,雪松映在泛着粉色的金灿灿的天空里,显得婀娜多姿。
汤姆·艾迪生斜靠在藤制长椅上,双脚跷起,等待他的客人。萨特思韦特先生注意到他在多个场合遇见这位主人时的情形:穿着舒服的拖鞋,套在他轻微肿胀的患痛风的双脚上;他的那双鞋也很古怪,一只红,一只绿。好人老汤姆,萨特思韦特先生想,他没有变化,和以前一模一样。他又想到:“我真笨!我当然知道那个字眼的含义。为什么我当时没有马上想起来?”
“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再来了,你这个老家伙。”汤姆·艾迪生说。
他依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老人,宽阔的面庞上嵌着一双灰色、闪亮的眼睛,宽宽的肩膀仍使他看起来十分健壮,脸上的每一道笑纹似乎都显露出他的好心情还有对客人的热忱欢迎。“他一点儿没变。”萨特思韦特先生想。
“不能站起来问候你了,”汤姆·艾迪生说,“如今得有两个强壮的男人和一根拐杖帮助,我才能起身。现在,你了不了解我们这个小集体?当然,你认识西蒙。”
“我当然认识。好几年没有见你了,但你没有太大变化。”
空军中队长西蒙·吉列特是个瘦弱、英俊的男人,有一头乱蓬蓬的红发。
“很遗憾,我们在肯尼亚时您从没有去看过我们,”他说,“您会在那里玩得很开心的,我们会带您去看很多东西。唉!人们无法预见未来。我原以为我会埋骨在那个国家。”
“我们在附近搞到一块很不错的教堂墓地,”汤姆·艾迪生说,“自重建以来,教堂没怎么遭到破坏,周围也没有新建太多的建筑物,所以教堂墓地里空地仍很充足。我们至今还没有在那里建造一座可怕的墓穴。”
“你们的话题多么令人扫兴呀!”贝里尔·吉列特微笑着说,“这是我们的孩子,”她又说,“不过您早已经认识他们了,是吗,萨特思韦特先生?”
“我觉得现在我快认不出了。”萨特思韦特先生说。
是啊,他最后一次见到两个孩子是他把他们从预备学校里接回去的那一天。虽然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异父异母——他们却经常被别人当作亲兄弟。他俩身量相仿,都是一头红发。罗兰也许受他父亲的遗传,蒂莫西却是从他的棕发母亲那里继承的。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协作精神。然而,萨特思韦特先生想,他们真的差别很大。他猜想,现在两个人的年龄应该在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之间,那他们的差别就更加明显了。他从罗兰身上看不到与他外祖父相似的地方,除了红发之外,他看起来也不像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