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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的立场，自然是站在“死硬派”这一边的，他在日记里，有很清晰地交待。“十月份的最后一星期，恐怕亦将成为限价政策实施的最末一周。问题不是在于限价不限价，而表示政府无能，怕困难和没有决心，处在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的时候”。最后他说：“我的主张既与此相违背，则本应辞职……。”这段记载，正印证了那时京沪报纸，“经国坚决反对开放议价”的报导。行政院的经改讣闻，到十一月一日正式公布，但公布前夕，尚有两处起程炮。代表“民意”的立监两院，在十月二十九日那天，立院十五次院会开会讨论经济危机，“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不要只顾面子，不肯承认失败”。监院提出纠正，结论“未能镇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造成生产减缩、黑市猖撅现象。”这表示，负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们，对政府已不止是怨，而是恨怒交织。真正反映知识的子的失望和悲观情绪的，是来自北方的“停教宣言”，北大教授周作人等八十二人，在他们共同签署的声明中说：“……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十月二十五日）起忍痛停教三天，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教授要停课借贷，该是多么讽刺的写照。这代表着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绝望和悲呼，哀莫大于心死，由小市民到知识的子。至此，一心一意地等待毛泽东那个红太阳的来临了。经改失败，翁内阁倒台，起草人王云五退位让贤，经国这场全本武戏，只好落幕告终；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表示一番歉意，说了些沉痛的话，于十一月六日，悄然离沪，回杭州蒋寓，和蒋方良团聚去了。金圆券昙花一现，等于把国民政府的外衣剥光，这以后，四野挥师入关，中原震荡，军事上出现雪崩的局面，已毫不足异。而对经国的教训，不仅是“读了一部经济学”，更读到了政治经济学，懂得经济规律，硬用政治手段去对付，必败无疑。曹聚仁写道：“经国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这显然是一场骗局，他曾经呼吁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经远远离开他了，新赣南所造成的政治声誉，这一下完全输光了，有的人，提起了经国就说他是政治骗子；有人原谅他，说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24）杨贵妃系指着宋美龄。为了“杨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25）不过，话说回来，没有宋美龄的破坏，经改也不会成功。《大公报》刊有《打虎赞》，既讽刺也写实，堪为本章结尾的插曲。[26]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浦。米纱烟纸实仓库，一夕被抄泪似雨！惋惜市场变幻多，任从此辈作风波，笙歌华屋优游甚，哪问贫民唤奈何？更把黄金通显贵，达官交往恣狐媚，官商一气共沆瀣，浑水捞鱼力不废，君记否？去岁金潮经调团，未呼捉虎事周旋，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而令经济革兴后，限价依从新来打虎显威风，声誉纷纭腾众口，或为老虎暗担心，或为辛劳忱使君。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注释：[1]见毛泽东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2]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东北与华北的崩溃”。[3]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4]同[2]。[5]笪移今著《从金圆券看经济趋势》，《中国建设》第7卷第13期。[6]夏炎德著《币制改革有办法吗？》，上海《观察周刊》，第4卷第19期。[7]笪移今著《箭在弦上的币制改革》，上海《观察周刊》，第4卷第18期。[8]《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的社论‘兹为挽救当前社会经济及政治军事等重大危机，实应快谋币制改革，不可借准备未完，条件不足，或时机尚未成熟等理由，再事拖延一。”[9]蒋经国九月十二日对“青年军联谊会”的讲词，收入《一片忠心》，台北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二十周立纪念筹备会编印。[10]同[9]。[11]程准著《币制改革纵横谈》上海《经济周报》（一九四八年）。[12]e．har:thech"ecurrencystan、fareasternenoicreviewhongkongnov3，1948no18[13]大中著，改革币制已届成败关头》，上海《观察》第5卷第4期，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14]同[13]。[15]九月四日吴国桢去南京。[16]同[9]。[17]同[9]。[18]“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典礼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队员一万两千人。成立宗旨：（1）打祸国的败类。（2）救最苦的同胞。（3）做艰巨的工作。（4）尽最大的义务，主要是协助戡建大队，执行“经改”工作。[19]同[9][20]同[11]。[21]同[6]。[22]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76一77页。[23]蒋经国《沪滨日记》，收入《一片忠心》同[9]。[24]同[22]。[25]据徐思贤将军面述。[26]白忧天写《打虎赞》，上海《大公报》，一九四年盐九月二十五日。----13南京·溪口·上海毛泽东乐观的估计，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可能“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斯大林不信，[2]毛认为“可能”，只是审慎的乐观。但一切的发展，比毛的初步想象还要快。辽沈战役，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结束，廖耀湘、范汉杰、郑洞国的部队，先后瓦解，国军精锐，丧失了四十七万兵马。东北失陷，林彪的四野雄师（十二个纵队，十六个独立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共七十万人）[3]沿着多尔衮的老路的东、中、西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入关，直迫平津。中原战场，九月下旬，济南失陷，王耀武被俘，共军即将长驱直入。下一步，将危及京畿的安全。十月二十九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提出江淮必守的主张，放弃陇海线上的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蒋先生原属意白崇禧担任总指挥。白先同意，后又变卦。改派宋希濂，蒋不放心，乃落到杜聿明头上，刘峙挂名。这就是国共双方打的最大的一次战役，史称“徐蚌会战”，或“淮海战役”（中共）。国军出动的兵力，约八十万人，计有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伯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十三兵团、孙元良的十六兵团、黄维的十二兵团。另有交警总队、炮兵、工兵、战车等单位。共军参加的兵力，为六十万人，包括“三野”所属的十六个纵队，二野的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冀鲁豫三个军区的地方武装。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国军无不占尽优势，但共军机动灵活，将士用命，战斗意志旺盛。蒋先生的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聚敌痛歼，挽救危局。不幸，这个希望，也落了空，没有等大兵团展布开兵力，已为敌人各个击破。前线失利，后方动荡。翁文灏内阁下台，行政院院长一职，乏人问津，历胡适、张群，最后由“阿斗”孙科出来送葬。蒋先生的最后一张王牌，是请求华府急救。“蒋总统认为须有一种心理上的特殊变动，始足以加强抵抗中共的意志”，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进一步指出：“此种心理上的刺激，莫如有一支持中国政府的宣言来自美国。”蒋先生深信“此一宣言纵未能立即补充以物资上的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