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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一九四八年的副总统选举，即是测验三青团功能的温度计。蒋介石的原意，副总统一职，内定孙科，他对桂系的实力，始终存着戒心；但当时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德邻（宗仁），并不怎么唯命是听，一场攻坚战，在首都展开。三青团名义上并入国民党，而各县市党部的主委，由担任；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出马。和三青团，势不两立，而三青团内部，尚有复兴社、太子系的激烈对抗。大部分国大代表，出身各地三青团，党中央下令支持孙科，孙科应稳操胜券，轻易击败对手李宗仁。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仅一千二百九十五票．[4]李胜孙负。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如白瑜[5]、周天贤．刘先云、许伯超等，宁置贺衷寒、袁守谦的劝阻于不顾，也要支持李德邻顺利当选。李、孙一役，经国歉疚，蒋先生伤心，国民党的腐朽，差不多已无药可救。青年团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经国转为党的中央委员[6]兼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张厉生。官衔又长又大，职权无足轻重，经国对这张冷板凳，当然就兴趣索然。好在，党的职务并不重要，他尚担任预干局的中将局长，为国防部的一级单位。预干局的全名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一九四六年成立，和它平行的是“‘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经国推荐。彭投桃报李，用的全是太子嫡系，所以“外界把监察局视为预干局的盘支。”[7]抗战末期，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大前提抗战建国，还我河山，所以一呼百应．志士来归。“剿匪”是内战，性质、内容、时机和抗日战争，好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也许内战方殷，蒋公出乎情势需要，顾不了那么多，旧梦重温，炒第一次青年从军运动的冷饭。预干局成立的首件大事，召集青年军干部会议，黄维[8]、刘安琪、钟彬、覃异之等将领，纷纷赴会。会议通过征集第二批青年从军，报请国防部批准。蔡省三先生，偏偏另持异议，他说：“问题是抗战刚刚结束，国军正在裁减整编，第一期青年军的复员安置，尚未竣事，许多地方都被‘青年从，扰攘不宁。现在忽然又来搞个‘青年从军运动’，实在是‘师出无名’，不切时宜。要象第一期那样，拼凑一个‘征集委员会’，势不可能。‘运动’眼看是搞不起来，于是只得作为国防部改制后的一项措施，通过行政命令来办理。由预干局会同兵役局，在全国各地‘招兵’，名义仍然叫‘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并公开宣告，入伍后系接受‘军士’的预备干邵训练，成绩优异者，可保送升学‘军官学校’，或直接晋升军士，将来可按役龄再晋级军官。这就是以升官’为诱饵。尽管如此，但是知识青年应征者扔旧为数寥寥，随后是来者不拒，文盲也收，流氓地痞，一并收罗。勉强凑数，虽然兵不足额，仍然恢复了二0一师到二0八师的八个师的建制。好歹总算让这支嫡系武装延续了下来。”[9]第二期的青年军，没有第一期幸运，战局吃紧，先后被调到前线参战。结局，或残或俘，到上海失陷为止，兵员建制，荡然无存。马歇尔使命（arshalission）宣告中止，国共双方再没有借和谈假惺惺作态的必要。诚如陈立夫所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得来的，谈是谈不去的。”国府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下总动员令，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发动夏季攻势为回应，东北、热河、冀东各个战场，展开战略性反攻。实质上，谈谈打打，战火燎原，从日本投降那天起，任何一方都没有住过手。初期国军以兵力武器的优势，略占上风。几经交手，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不过是银样蜡枪头。试看，毛泽东下列举证。他说：“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二十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莫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10]毛泽东承认．共方付出三十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大批被敌占领的土地，但是，共方立于主动。孟良崮，[11]国军张灵甫殉难，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两役约十万人被歼。鲁西南战役，国军四师九旅之众，遭到歼灭。国军大书特书的一场胜仗，是胡宗南的部队，攻入延安。[12]但是换取到的，不过一场空欢喜。津浦线短暂通车，陇海西段，又被刘、邓大军所切断。战场上国军频频失利，共军的新战略．执行“外线作战”。以乡村包围城市，由游击战，扩大为阵地战，“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国军变强为弱，变攻为守，双方形势消长，急转直下，连西方军事家，都为之不解。其它方面，如政治、经济、精神、心理，[13]和军事一样地令人沮丧。导源于“沈崇事件”而爆发的反美学潮，迅速蔓延全国，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了无宁日。他们提出的口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无不矛头对准南京政府，旨在瘫痪国民党的后方，打击民心士气。毛泽东称此为“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当局，自然很清楚，这是敌人的恶作剧，是中共地下党幕后的策动。经国负责的三青团组织部门，的确绞过脑汁，派精英分子，渗透到各学校，从事各种防范措施，或壁垒的明地，相互对抗，可惜成效极其有限。国民党人，即使在后方，也不是中共的对手。经济方面，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公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政府财源枯竭，唯一的希望，等待美援，美援不来，只好滥发钞票，借资挹注。失业、饥饿、萧条，每一项因素，分别困扰着国民党政府，加上中共巧妙的宣传，轻易地转嫁到另一方去认为蒋介石集团，独裁卖国，贪污腐化，反正一无是处。国民党若干短视暴虐的举措，[14]无形中亦丑化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加速崩溃的步伐。经国当时在南京的地位，相当微妙。一只脚在党里，一只脚在军里，可都算不上高层决策人物。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没有他的的，各军种各兵团，直属参谋本部，鲜有轮到他插足的余地。大局如斯，经国对一切的情况，看得比他父亲还要清楚，原因，蒋先生高高在上，很少有兼听的机会。经国因而忧郁仿徨，口头上、行动上，他要扮演成乐观坚强的斗士，强调“天下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心灵深处，阴暗深沉，看不见地道那一头，有任何光芒。扶撑危局的办法，集南京所有的诸葛亮，也提不出什么锦囊妙计。即使有，蒋先生那样的性格也听不进去。听进去的，办不办得通，尤其成问题。避免坐以待毙，一九四七年的秋天，经国召集亲信反复研究，且得到蒋先生的首肯，终于提出一个对付中共的新方案—建立“实验绥靖区”。[15]纸上谈兵，计划是不错的。绥靖区实现全民武装，把及龄壮丁，全编成“戡乱建国义勇队”，荷枪实弹，保家保乡，巩固收复区，根绝共军兵员粮食供应。预备在江苏、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各划专区试点。“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配合施行。认真实施，也就和美国在南越办的战略村类似，是以组织对组织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