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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考虑，其来有渐，我们且先回到全局，作一鸟瞰。一九四一年，抗战进入中期，日军占领武汉后，气焰更盛。以武汉为战略据点，积极作点面的伸张，长沙两次会战，如箭在弦。中原战局，固乏善可陈，环顾国际形势，益形黯淡。自前一年冬夭，日军的势力南进后，法国少爷兵，当然不是日军的对入，越南失陷，从华北到华南的海岸封锁线，因而为敌人所严密控制。暹罗湾口可能是代替东京湾的缺口，不幸见风转舵的泰国执政当局，却甘愿为东京的走卒，借投降以自保。剩下唯一的希望是缅甸。伦敦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竟在日本的要求下，落井下石，把中国唯一的国际通路—滇缅公路，予以切断。同时那位爱抽雪茄的老狐狸邱吉尔，下令停止对中国政府作财政上的援助。在这样悲观灰暗的气氛中，就重庆的领袖而言，唯一足以自慰的，是来自新疆的喜讯。土皇帝盛世才，终于为中央所制服，结束他在西北七年称孤道寡的割据统治。盛世才，东北辽宁人，少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过书，留日返国，曾参加韶州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在郭松龄麾下充任下级军官。一九二七年，自日本归国，为蒋罗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由丁偶然的机会，邂逅了鲁效祖（新疆统治者金树仁手下的秘书长），以军事长才的资格，应聘前往西北。引进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上校，对新疆的当权派，无疑的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正如中国人惯用的比喻所说“引狼入室”，或“开门揖盗”。果然，盛掌握了此一难得的良机，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运筹帷握。几年间，赶走金树仁，挤垮马仲英，取彼自代，驰骋天山南北，大有《沁园春》那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盛世才统治新疆的作为，不仅视南京的中央政府为无物，高举六星红旗，仿效苏联格伯乌，成立“六星社”，且公开倒向苏联。“信仰”共产主义，标榜亲苏政策“不仅是建设新疆的最光明的灯塔，不只是解放中国的最明亮的灯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灯塔”。进一步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割据称雄。一则唱新疆为中国的领上，一则亲苏以杭中央。令得南京当局感到最不安的，是新疆早晚将为苏联所并吞，划入红色帝国的版图，这是远虑。盛于一九三八年朝苏归来，亲苏同时亲共，延安和迪化的关系，将日益接近，形成近忧。盛世才翻云覆雨，毋沦莫斯科，重庆，延安方面，都感到他是只烫手的蕃薯，他的转变之快，较之倒戈将军冯玉祥还胜一筹。德苏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瞬即转变，新疆王的统治梦，跟着起了新的变化。当斯大林忙着应付德军的闪电攻势时，蒋介石置于河西走廊的重兵，亦将伺机向盛下手，盛在朱绍良的威胁利诱下，乃摇身一变，由新疆铁托，转为反苏倒共的民族英雄。盛苏交恶，西北大局，由危而安，青天白日旗取代了六星旗，抗战的低气压下，出现这么个喜讯，重庆当局的踌躇满志，可想而知。蒋先生考虑派经国去挑大梁，是因为经国懂俄文，了解苏联，由他去，比较放心。可把盛的根，从新疆的沙土里．彻底的拔掉。而经国自己，受到赣南治迹的鼓舞，也颇自信，认为收抬新疆这副残局，非他莫属。据曹聚仁说：经国的确是得到中枢的示意的，他就曾向曹聚仁约邀，请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到迪化去办一张象样的报纸。假使没有以后的突变因素，也许就能成为事实。曹聚仁说：‘他从西北回到重庆，中枢就决定让他担任新疆主席的职位。在当时，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不过，由于老头子左右的阻梗，一夜之中，又变了计划。”[7]蒋先生做事，一向一石数鸟，经国的西北之旅，我们从局外推敲，至少可看出如下的层次来：盛世才既从斯大林的怀抱里转变过来，中央的政策，不外乎先联合，再斗争。经国虽是赣南的地方官，但他是元首的儿子，他到西北，是以蒋特使的身分，给叛将以安抚，给盛吃颗镇静剂。其次，蒋借着这个机会，以安抚为名，查访为实，从经国那里，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洞悉新疆的虚实，作为未来对付盛的一着预布妙棋。让经国先去看看，熟悉一下情况，预布他取盛自代的棋局。老头子从来没有忘情西北，延安是他的心腹之患，抗战那样的艰巨，胡宗南的一支重兵，却总是打着拱卫西北的幌子，监视着延安的军事动态。派经国去经营新疆，正如曹聚仁所说：“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新疆居地理要冲，内战烽火一燃，苏联给予延安的援助，即无假道可能，任何爱将近臣，总没有自己的儿子更足信赖吧！经国从前没有到过西北，他的活动半径，一直局限干东南和西南，北疆之旅，他对中国地理的认识，更深一层，读他所著《伟大的西北》，仿佛我们听到民族的声音，和时的的呼唤：“洛阳是河南的最前线。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战争的景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伟大的国防工程，这是动员了十万人建筑成功的。洛阳的城很小，工事都在城外，早晨天都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听到做国防工事的几万个工人，开始工作的声音，同时又听到火车站上搬运军火工人的呼喊，这许多劳动者的声音汇合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劳动进行曲。”[8]这里是他路过潼关时的惆怅：“到了xx时候，天快傍晚了，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上象涂满了血一样地发红，刚被炸毁铁桥残缺的影子，无力的斜躺在路上，四周寂静得听不到什么声音，那时的情景，激动一个旅人的心，是悲哀，还是壮烈？是惆怅，还是依恋？已经是辨不出它的滋味来了。”[9]从重庆到西北，绵延数千里，其间多的是山川河岳，名都胜迹，无不代表中华文化的渊远流长。登秦岭、俯仰中原，看苍茫大地，不知道，我们这位预备继大业的太子，有无“谁主沉浮”的雄心壮志？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时候的经国，尚未经过权力的腐蚀，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虽然在莫斯科，也唱过国际歌，踏着斯大林的音乐节拍，发出为苏联祖国效劳的誓言。他的民族观，在下列一段文字里，跃然纸上：“出张掖向西过临泽、亭台，就到肃州，肃州就是酒泉。这里是关内第一个县，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各种民族都有，有一种叫哈萨克的民族，他们有一种叫英雄帽，戴这帽的人凡是杀一个人，就在帽上插一根鸣毛，杀人愈多。鸡毛插得愈多，就表示他是英雄。这些人，脚很短，所以他们总是骑马的时候多，骑在马上，上山下山过河都可以，但是下了马，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肃州，我们请了一次客，一共到了十一位客人，有纳蒙克、他木龙（蒙）、马彦寿、马志强（回）、雷廷龄、安维峻（藏）、马通、哈一、阿无阿林（哈萨克）、李志正、赵天夫（汉）。我认为这一次的请客，是最有意义的。我这一次请客，是请了各种民族，每个民族派代表两人。所以，在席上有汉人、有回人、有蒙古人、有哈萨克人……。那一天，正好有月亮，看着那塞上的月亮，心里有无限的感触。我们这许多民族代表，大家都坐在月亮底下，毫无拘束地，毫无隔阂地畅谈，大家都很诚恳、坦白，我心里感到非常快乐，同时我更想到过去我们认为西北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容易得到解决的。平心说一句话，在边疆最坏的还是做生意的汉人。我可以举个例来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蒙古人在店铺内买东西，一样东西是一元二角，蒙古人因为知识程度低，算了半天，不能结出个总数来，那家店铺内的人就说：‘算一你放下五块钱走好了！’那个蒙古人没有办法，只好给了五块钱才走。好象我们买黑羔皮袍，在肃州一带向蒙古人买，每件只要二百多块钱，但是商人把它运到兰州就要卖三千块钱。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看了，也会气愤的。所以，我相信边疆的少数民族，还是真诚、坦白、单纯的，将来我们要建设西北，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总理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一定会亲密的团结起来的。过去回汉之间，曾经发生过好几次很大的冲突，但是差不多都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听说有一次是为了回教人演戏，汉人的小孩子来看戏而闹起来；有一次为了汉人在回教人家里杀一只鸡而没有把毛先拔掉而闹起来。我们相信这些情形不应该有的，将来也一定不会再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