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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委员会（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监视他。王明更从不忘记他们间的私怨，不时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论活动。一九年，经国再度应召，王告诉他：“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在王的压力下，经过四天的反复争论，经国终于同意此一要求，幻想着也许会同意他回国作为交换条件。信发表于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纽约时报》曾于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如下：“向蒋介石先生作了全面的检查，再予以严厉地批判。‘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因为‘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撕开蒋先生提倡孝佛忠信的假面具，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你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真相。“夸张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为苏联吹嘘：‘在这十年内，苏联这个国家已大大地改变，成了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有一条广阔而富裕生活的道路。’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一九三0年以前，我在各种学校念书，从一九三0年起，我就在厂里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师，现在则担任厂长（实则副厂长）。这个分工厂现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个月领七百卢布的薪水……。”，“预言‘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柯尔甲克、德基宁乌兰格的覆辙。’他说：‘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理论，说明统治阶级之必亡与被压迫者的必胜。’声讨蒋先生围剿苏维埃政府的滔天罪行。”“愿意和他的母亲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这封信，通过新闻界的广为传播，的确轰动一时，最感到难堪的，自然是蒋先生。三十年的中期，蒋委员长的声望，在国人心目中，达到顶峰。江西戡乱，功成名就，经济建设，稳步前进。诸事如意中，儿子弄出这么一封丢人现眼的信，且中外喧腾，领袖的尊严，置于何处？这些年来，经国的音讯杳然。公私查询，均无下落，唯一的安慰，儿子还健在，这样至少向毛福梅有个交待，免得老和他纠缠。儿子真的变成共产党了吗？蒋先生有点不敢置信。年青人容易中毒，徐恩曾的“中统”和戴笠的“军统”，简直抓不胜抓，谁能保证经国不和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一样，受到邪说的蛊惑？朝好的方面想，是斯大林的恶作剧，存心给他下不了台。无论如何，要等将来见到经国才能弄个一清二楚。在苏联的经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一九三六年九月，他的副厂长职务给解除了，候补党员也被取消了。失掉副厂长的职务，并不严重，只是每月少拿七百卢布，对家庭生计．有严重影响，但苏联也不会让他饿死。停掉党权，那就非同小可，与苏联的大审判有关吗？否则一定犯了错误，那是什么错误呢？塞翁失马，坏事变好事的法则，经国也懂一些，只是他不敢这样想。在苏联十兰年，外间的事，知道太少，非常闭塞，《消息报》、《真理报》以及一大堆的苏联出版物，甚至，他自己编过报，可是，“《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说的都是事实。听说发生了“西安事变”，塔斯社的报导，说是日本的阴谋，蒋先生的安危和莫斯科的国际统一战线，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否会联系到他个人的去向，他无法判断，也无从判断。十二年前的革命狂热，经不起岁月的侵蚀，早已冷却，喜欢回顾反省，作透视分析，寻找答案。无事一身轻，在思考中，寻回失去的自已。开始想家，想吃奉化的水蜜桃，想到依闾望儿归的母亲。什么“工人无祖国”，完全是苏联共产党的鬼话，过去，他曾经信以为真，不免觉得好笑。“还是回去吧！”中国好坏，到底是自己的国家。他已打定主意。但是斯大林会准吗？过去，他也申请过，曾遭到严词拒绝，加上王明的作梗，希望很渺茫。踌躇再三，把心一横，用他洗练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列举他必须回去的理由。信到不到得了斯大林的手里？后果如何？他不敢想，尝试一下再说吧！注释：[1]郑学稼著《斯大林真传》，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五四年四月）。[2]盛岳著《孙逸仙大学与中国革命》，堪萨斯大学出版，无中译本，英文原名参阅4中的注[1]。[3]参阅4中的注[8]。[4]同[3]。[5]同[3]。[6]蒋经国著《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收入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一九七一年香港《联合画报》，第82---83页。[7]同[3]。[8]据王新衡告诉朋友。[9]蒋经国著《给母亲的信》（harolddenny，nrepudiateghian只kaishekthenewyorktis．feb12，1936）。[1o]同[3]。----6再见，莫斯科大英帝国办外交的座右铭，比起动辄讲道义的中国达官，就高明现实多了。“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道尽办国交的不变原则。说什么“中苏友谊，万古常青”，不过是自欺和欺人之谈。中苏关系，即循着以上的轨迹在发展着的。鲍罗廷归国前，广州的革命政府，大半靠苏联的卢布、枪枝、[1]顾问在支撑着的，后来反目成仇，持续多年，不相往还。经国是夹缝人物，阴错阳差，偏偏碰上那样的不幸，只好用宿命论去解释了—生不逢时。斯大林始终难忘蒋介石那一箭之仇，但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国家利益，必须放置个人恩怨之上。合纵连横，本来就是形势所决定的。远在一九年八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中，决定了今后的方向—“组织全球统一战线”。大会宣言指出：我们赞同我们在中国勇敢的兄弟党发起一项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中国全境内既存的，且准备参加救国救民实际战斗的所有组织力量，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斯大林好象忽视国民政府在江西瑞金发生了什么事。两害之间，取其轻，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已严重的危害到苏联的国家利益。“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也许可成为我们的合作者。”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挣扎（长征途中）。唯蒋介石的声望和力量可以产生对抗日本的杠杆作用。“西安事变”适逢其时，成中国近代历史的枢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统帅杨虎城，联合发生兵变，在陕西临潼，[2]将蒋先生和他的随员劫持。斯大林的想法：失去蒋先生，中国一团乱局，日本得利。所以，毛泽东奉斯大林之命，[3]派周恩来、秦邦宪，以和事佬的身的，由军安去西安，从事调停。